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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心声社区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博士从大学毕业到华为退休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学习他的感受和经验。以下是原文。
转眼间，我们已经在我厂工作了近22年，最近与部门领导和HR正式申请退休。，利用这段时间，回忆这条职业道路，总结自己。未来，我们将调整身体，补充新知识，开启新的生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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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当年的入职工作，似乎还历历在目。在华为工作是我不后悔的选择；但我没想到会坚持这么久。
回到2000年的学校招聘。临近博士毕业，我面临着选择。导师说我的性格不适合社会。我太认真了。我希望我能留在学校和他一起做科学研究，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我的导师是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的段正成教授、工程院院士和最好的老师。
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80岁的时候，他依然脱颖而出，走路生风，但不幸的是，他于2020年2月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去世了武汉。我还没有去他的墓前祭扫，经常后悔和恨！
但当时，我觉得我已经在家庭困境中学习了20多年，希望能尽快赚钱，回报家人。作为一个农村家庭的长子，我的父母对我也有最大的期望。
在校招阶段，我得到了大唐和华为offer。我还参加了朗讯贝尔实验室的面试，这是当时洪山区唯一的四星级酒店。我最喜欢的是贝尔，因为它是一家外国公司。听面试官说有健身补贴的好处，我觉得很人性化。
但是因为英语口语太差，专业不是通信，没能到最后一关。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幸运。IT贝尔实验室也关闭了泡沫破裂。一开始，我还有一个要求，因为我妻子在北京。
签合同的时候，我特别招聘MM她表示感谢，她说：你能工作五年是对我最大的感谢。现在看来我已经守信了，做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父亲羞于谈论我在华为的工作。他以为读了这么多年书，却去了一家没有保障和名誉的私营企业。
在他的认知里，还不如回老家去九院。当时九院引进博士，九院不仅提供安置费，还分房，但我坚持选择华为。
首先，华为人的精力和企业精神非常有吸引力；第二，起薪5500元对我来说仍然是一大笔钱（你可以嘲笑我从未见过世界）。
记得在签约仪式上，副总裁洪天峰来学校和我们讨论。洪老还拿着深圳市民中心精美的规划相册告诉我，去深圳有多好，为什么要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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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第一次去深圳接受大队培训。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特区。我第一次看到深南大道这么宽，高速交通保持畅通，完全没有拥堵。我不禁感叹，特区规划是前瞻性的；我第一次发现明信片上的蓝天白云是真的的皮鞋一周都不用擦灰。
当然，七月也很热，但公共汽车有空调，但六七张票很贵。培训在石岩湖（宝安），公司在科技园（南山），进入城市进入海关查阅通行证。现在想想，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吃得好，没有项目压力，每天跑步，上课，晚上看电影写经验。
当时，该公司有两个主要的战略项目：上海的无线和北京的数字通信。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数字通信公司，成为8011项目的核心路由器。当时，北京研究所刚搬到华为大厦上地七街，特别部分，很少有公交车365在上地五街转弯。
我记得我第一次从蓟门桥乘出租车去研究所。司机本来想走清华-体育大学的路，但我们担心会绕道而行。我们要求走西苑-农业大学的路线。结果，我们越走越偏，在马连洼北路上感到凉爽。
报到当天，干部MM在简要介绍了研究所的情况后，孙演孙业林主任与您沟通，具体说了什么不记得了，简而言之，这是他在华为的成长经历。没有什么大的正义，也就是说，出现，用自己的成长经验来鼓励每个人，但说我的心激动，我想迅速在战场上取得成就。
从那以后，各部门的主管都来接他们的员工，其中一集也发生了。当时，网络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石勇接管了我。在路上，他发现我在做硬件，并把我送回去（事实上，当时我也说如果我需要做软件，我也可以学习，但据估计，他想要一个合适的人尽快开始工作）。
然后网络控制硬件部的江建平来接我。我被直接带到徐振华（后来我知道他是8011产品的硬件经理），然后老徐带我去了LPU(线路处理单(线路处理单元)位于东海。这样，即使我进入项目，我也会开始三个月的试用期。
当时8011年端口最高速率实现POS（基于SDH/SONET封装报文) 2.5G。现在数通总是400G、800G，甚至3个热点.2T芯片出光，肯定觉得2.5G太low但当时的家庭还是ADSL（非对称数字用户环线）、以M论端口带宽的时代。
安排1999年入职的董伟是我的导师。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I公司网络处理器的人α客户，我被安排了NP(网络处理器)弄清楚，编写与硬件相关的微码，这样单板返回板后就可以支持调测放业务。
现在想想，我会拿到芯片手册data frame翻译成框架的通信小白，就是以无知无畏的精神往里扎。董导告诉我，单板回来后，你要保证业务尽快开通，不能成为整个项目组的瓶颈。
说实话，当时压力很大。我有很多东西要学。我边看芯片手册边写经验，在项目组例会上向大家汇报，听取大家的反馈。我没想到结果会是什么，所以我想努力奋斗一次。如果你一次看不懂，你可以读两遍。如果你不能读两遍，你可以读三遍。我还去海淀图书城买了TCP/IP红宝书补充网络知识。
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每个人都回答所有的问题。加班很常见，但我并不觉得很难。后来，我妻子建议公司附近，这也极大地间接地促进了我的正常加班。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产品是他们自己的儿子，所有的期望。晚上加班很晚，老于也不时邀请每个人去田东吃晚饭。
这种晚餐有一个规则——最高级别的付款，作为一个新员工，我很享受。后来才知道我是项目组里最老的。
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我按时写了每周总结和每月总结。即使没有人要求，我也会把它发给整个项目组。请纠正。
试用期结束后，答辩组长是负责底层软件开发部的黄国勇。答辩组的领导让我回答几个问题，应该很满意。答辩结果是A。
很快老于和我沟通加薪，好像是1300，从5500涨到6800，顿觉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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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员工后，大家都不再把我当新员工了。
很快，我们的单板又回来了，每个人都不好。我从办公室搬到实验室，整天和它在一起。正如前面所说，因为我们来自I公司α客户注定要和I公司同步，甚至先于他们。
当时微码仿真器还没到，其实是个小盒子。NP的JTAG(由联合测试行动组织定义)界面可以在线调试微码。
但是这个东西比芯片贵，整个产品只有3-4个，分为硬件和微码，用完要小心放在保密柜里，所以我们创造性地在单板上设计了一排LED通过在微码中植入点灯代码来确认操作步骤和调试结果。
现在想想，我很佩服老徐、老余、王重阳、兰天、董事、梁冰、唐峰、刘晨等项目组成员的天才思想(是的，当时我们项目组只有8人)。后来，因为我们不断发现芯片隐藏Bug，I公司的专家也要坐起来注意我们的能力，从最初的傲慢逐渐转向关注我们的反馈。
当时，我的心充满了激情。我觉得每天都有进步。我自发地向前推进，好像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很高兴。主管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纯粹。每个人都痴迷于技术。主管没有架子，相处得很好。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当逻辑调整出现问题时，产品经理朱天文来到实验室看到了它。他直接说他应该改变这个和那个。后来，他知道他是我们最大的负责人（0311）。单板调测几乎相同后，应与网板联合调整。
当我们把第一篇报文从华为大厦四楼的时候DMU(数据移动单元)接口通过网板ping之后，我兴奋地欢呼起来。后来有同事说整个华为大厦都听到了我的尖叫声。
因为调测，我是对的NP相关寄存器的定义在胸部很清楚，硬测陈东非常钦佩，称赞我说无论什么时候问数百个寄存器bit定义，我不用看手册就能随便回答。我自己也没什么感觉，就是熟能生巧，当然当时的记忆力也超强。
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初步调试是基于理想场景下的功能调试，进展迅速，但下一次调试真的让我觉得制作成功产品并不容易。其中一个测试是插入网板的主要反向功能。
我设计了主备的反向更换过程，通过命令行反向更换一切都很正常，但一旦插入网板，网板和线卡就不能再同步了。经过数百次探索，我还发现不仅是主网板，而且是拔出和准备网板。这显然不能满足商业需求（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核心路由器的高可用性是最重要的特点，自然也有维护单板插入的场景）。
反馈给I公司，暂时不能给我们建议，因为我们的调查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为了找到诱因，我启动了无聊的单板拔插测试，设计了表格，记录了每个单板拔插的性能。
全配是16张线卡和2张网板。我需要尽快从大量的存储器和计数器中找到原因。同时，产品还安排王重阳和刘少伟到I公司总部，建立一套环境同步复制定位问题。春节快到了，他们一言不发地出国了。
为了找到尽可能多的原因，根据老同事的建议，我将单板接口的关键信号引出到示波器进行实时监控，拔出一次，检查寄存器，查看信号。
努力工作是有回报的，最后发现故障与接口的时钟锁有关。在找到这个原因后，我进一步验证了它。我设计了一个时钟电路，识别主网板的时钟，并提供给线卡的主要设备DASL(数据对齐串行链路)接口，然后进行主网板拔插试验。
我用了我能想到的所有手段，所有的验证都被验证了OK。一种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昏暗的灯光下的喜悦袭来，顿觉前期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我兴奋地向老余汇报后，领导们做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这是我们宝贵的资产，我们应该申请专利来建立自己的技术门槛。我们也因为NP可编程成功发布了第五代路由器，在竞争力方面，尤其是在特性灵活性方面。
由于对项目的贡献，我在2002年获得了金牌个人奖，这是公司给员工的最高荣誉。当时我觉得项目组是一样的都那么优秀，那么奋斗，却把荣誉给了新来的我，心里很感动。
这一时期，整个公司都面临困难（华为的冬天），一度停止了加薪，一定级别的干部还主动申请降薪。2002年老于跟我沟通年终奖，说我是项目组里高的，大概2000多吧，为此回家被太太打趣。不少人觉得看不到希望，纷纷出走。那个时候好像不走的人是因为不够优秀☹。我也在想，若有月薪10K的机会，也得走了。
现在回忆起来要感谢老于，还有当时的部门经理张志淳，不但给我“画饼”，更重要的是给我压业务担子，让我忙于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瞎想，更别说去面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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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市场上已经有10G的线卡，市场部直接给老板发邮件和工作联络单，压力一下子到了研发。而I公司也一时没有下一代NP的计划。
为了快速应对市场压力，产品领导陈俊华、危峰决定开发10G接口，让我负责快速推出，实行封闭开发。当时底软是瓶颈，我就跟底层黄新宇他们一起学习写代码。
因为这个模块很沉很重，导致有一天硬件的朱倩影拔插模块时把门牙磕坏，因公负伤，我为此一直很歉然。
老叶带领的逻辑团队也很强，几乎没费什么大的周折就调试成功。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切在大家的密切配合下水到渠成。虽然这个模块最终因为无法10G线速而未能发货，但主要竞争对手还是吃惊于我们能这么快推出10G接口。
那个时候整个硬件部也就20-30人，随着设备上网的增多，维护的工作量也开始加大。也许领导觉得我是“问题克星”，所以让我来负责维护团队。也不知道加了多少班，攻克了多少问题单，如DMU挂死、内存乱序挂死等疑难杂症被我们逐个攻克。
2005年我们获得了金牌团队荣誉，团队成员有汤成、赵守春、吴余粮、宋继潮、周文旻、黄新宇、李彬轩、才军、郭蓥。
这期间我第一次去海外进行比拼测试，NE40的拔插网板测试零丢包把客户都惊呆了。不过在印尼，测试期间发生恐袭爆炸，街对面的我司办事处也一片狼藉：震碎的玻璃如尖刀般四处飞溅插满桌椅，让我对当地至今缺乏好感。
在泰国，深入现场发现导电布脱落导致短路、接口异常，解开了在家里始终不能复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每次到一线，服务兄弟对我“人到病除”极表赞佩，自己内心也成就感满满。
这段时间还经历了产品线的一个事故：ATM（异步传输模式）接口网上大面积异常。运营商网络事故甚至惊动了当地内阁部长。一线面临极大的压力，产品领导去跟客户道歉后直接被“扣留”，我作为问题攻关负责人自然要负责“解救”。
我们成立了攻关组，从南京来的同事以及李山林从无线协调的DSP（数字信号处理）专家，聚在一起献计献策。我几乎吃住在公司。那时候的领导知道为员工承担压力，总是鼓励大家放下包袱。但攻关不是很顺利，一个个可以想到的可疑点都被逐个排除，攻关陷入停滞。
马上到年底，部门都要聚餐；估计山林也急了，在聚餐路上问我们啥时候能搞定。联想到I公司的NP在异常场景下的考虑不足，我就想，印尼是个岛国，多采用微波回传，链路肯定会充满了碎包、异常包。
但硬件测试的兄弟边勇构造了各种异常，包括拔插单板，问题仍然无法复现。不得已，我们启动代码检视工作，从正向查。虽然软件也发现了一些代码的Bug，但仍未找到问题的原因。
我们继续查芯片和逻辑代码。虽然代码检视是非常痛苦的决定，但终于在检视时发现对报文length byte字段定义为0的报文缺乏处理，一旦该字段为0，报文就处理死锁了。
发现了这个隐患，但到底是不是由它引起，还不能百分百确定。于是又请硬测兄弟专门构造这样的报文在测试环境中尝试，果然不出所料，网上的场景终于复现。因为问题重大，我们仍不敢把话说满，期望客户给我们一个机会进行验证。经过验证，确实由此引起，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流程只能帮助我们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但不能保证我们不犯错，所以流程只应该是保障业务成功的工具之一，而不应本末倒置，用流程来包打一切，乃至掩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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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在解决问题上的突出成绩，领导提拔我做部门的管理者。只可惜领悟得有点晚，在这里也跟硬件部的XDJM（兄弟姐妹）们道个歉。
接手的时候，NE80/NE40逐步稳定下来，但新推出的产品又问题频出。那个时候，我们为每一个芯片的稳定疲于奔命，甚至是帮着厂商进行稳定。
放在平台规划、能力提升方面的精力自然少了，大家都是直接拉到战场上边战斗边学习。有些兄弟姐妹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可能觉得看不到希望，就离开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第一代数通领导陈俊华、柏璐、邓抄军等是可敬的，他们做出了VRP平台化等超前决策与布局，还有接入网过来的李剑亲自操刀NP的自研。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也正是有了这些，数通才得以走向自由之路。
数通的发展经历了很多磨难。不管是核心芯片的获取，业务的剥离，还是与思科的官司，
还记得陈总去香港见供应商A公司的高层，要求解决过孔失效问题，但对方却始终充满了傲慢。无线同样出现了这个问题，求助数通一起攻关。靠供应商靠不住，我们就在系统上想办法，与负责微码的李晓武一起组织兄弟们开创性地设计了Atom微内核的故障在线隔离与恢复，以确保故障时不影响业务。
后来公司从前期摇摆的战略到明确数通要坚持投入，丁耘来到网络。公司急盼数通能走出困境，便从核心网调来了有成功经验的干部查钧、胡克文。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我们提出了E2E维护的系统五步法，从来料、设计、开发验证、出厂测试、网上梳理出质量保证手段；第一次明确了“硬件不可能100%不坏，坏了不能影响业务，主动运维”等。
那时为了保交付，我有大半年时间蹲在松山湖南方工厂。深圳的兄弟蒲正杰、刘治华、李清平、王金海等也是亲历者。
我们顶住各种压力，第一次在公司推行温巡出厂测试，温箱都是产品线自己买，故障单板也是我们自己修。其实当时很多的芯片批次问题都是这个阶段发现的，有效地避免了批量召回，保障了发货质量。
德国Q运营商的处理至今记忆犹新。Q是数通在西欧的第一个突破点，他们使用了ATM接口，但使用时常出现端口异常，长时间稳定不下来。德国客户对质量要求高，老胡要求我去现场尽快搞定。
去一线后，服务的兄弟抱怨，说我们的产品总不让人省心，这么长时间总是问题不断，需要尽快给客户说明根因并彻底稳定下来。我安抚一线说我来了就一定搞定。后来查老也来了，给大家打气。事后一线的同事告诉我，查老临走时跟他们说：老谢这次搞不定就别回去了，考评打C。
家里前前后后给了好几个版本，但都不能有效根除问题，眼见就进入了死胡同。我一时也回不去，就问家里要了芯片的资料，一条条审视分析。突然发现有个Bug是电源处理，新的版本要求将接地电阻去掉，否则芯片将在不稳定状态下工作。而我们单板是早期设计，按参考设计有这个电阻。
我马上让家里验证。待确认根因就是它后，我又面临一个问题，现网几十块单板，如果等家里发货，一方面是一大笔开销，还有不短的发货周期，根本来不及。兵贵神速，在获得默许后，对单板进行了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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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外派三年后我回国去了网络技术规划部，负责硬件平台的技术规划。这期间我拉通数通、传送和接入的产品进行了平台化规划，不仅是框式硬件平台，还有主控的底软平台、软转发平台。
我最自豪的是组织无线、采购，以及联合产业伙伴供应商推动了25G 10km、40km在IEEE（802.3cc）的标准化与产业化，至今25GE已经是无线前后传、企业、OTT（互联网业务提供商）的关键速率，年发货量百万件以上。
我也与O公司的Kohichi成为了朋友，每次OFC（光纤通信会议）或ECOC（欧洲光通信会议）相见，他都会把我引荐给他们公司的领导，说是因为我才有了25GE的LR和ER标准。
后来部门主管秦佩峰为了我的发展，向战略规划部的祁峰推荐了我，担任蓝军首席。工作期间得到了祁峰、潘少钦的不少指导，建立了蓝军运作机制来管理不确定性，战略蓝军与技术蓝军相互支撑，将管理落到实处；建立了《网络前哨》平台，激发大家针对战略、技术进行无限制探讨。
有了蓝军专项预算，我们针对TIP（电信基础设施项目）、CORD（重构中心机房为数据中心项目）、软转发、白盒交换机等进行了原型开发与验证，对相关产业风险提供了量化和具体的决策建议。
很感动于那段时间，祁峰总同我们大家一起思考、一起布局、一起面对一个个质疑和挑战，我们也获得了公司最佳蓝军的荣誉。
或许是因为我在蓝军发表了一篇关于DC（数据中心）模块产业话语权建立的战略意义与建议自研的文章，也或许是由于前期在技术规划部的良好合作，2018年谢卫平邀请我去产品管理负责光模块。
当时公司也准备大发展光模块产业，还专门成立了光电SPDT（超级产品开发团队）。因为来自研发，也因为在维护中经历的各种磨难，且受启发于老余在手机的结果，所以
我首先明确了以下判断：100G、400G是大代际，要深度构建竞争力，200G是小代际不应深度投入；应将模块看作系统，从系统角度判断架构最简的模块将成为主流，应聚焦重点投入；并从架构和产业角度，首次构建了模块的目标成本模型，使得在成本构建上不再雾里看花。
也许是自身的热爱吧，这段时间工作虽然不太被部门认可，但得到了产品、客户和业界的认可，也多次受邀分享对产业的建议，参与了800G MSA的创建、国家标准项目的启动；第一次亲历从做产业的角度做产品，切实感受到我司的变化。
这一时期立项成就了数通有史以来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模块，基于专利技术的创新构建了足够的成本优势、产业控制优势。面对客户，我们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把每一次的客户交流都作为机会，稳扎稳打；拉通一线、海思、光电TDT（技术开发团队）随时决策，最终实现了DCN模块的突破。
当然也有遗憾，一直抱有厚望的某光模块没有像期望的那样攻城略地，由此也深知材料工艺相关工作的难度。
不知从何时起，周围的工作氛围有些变了。人们更关注过程而非结果，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开会务虚却不能及时有效决策，最后结果是什么似已不重要，反正都是按流程走，要怪就只能怪组织还不成熟。
如此，自然在交付最后一公里时免不了更多的协调、沟通。面向客户交付要做成一件事越来越难，PPT竞争力的高谈阔论却越来越多，陷入了低效的循环怪圈。
领导喜悦“高大上”的创新，周围也就围绕着“献宝”之英、论证领导“英明”之士，而安静地专注于把业务搞定的，大概率不会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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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在公司的近22年，我一个农村出身、一无所有而又懵懂不知世事的草根青年，能够在帝都定居安家努力到还不油腻的中年，
我也深深领悟了“性格决定命运”。我非可以曲意逢迎、凌下媚上之人，周围一些同事担任管理重任后，为避嫌我可能更有意疏远了。
相比早期会因争执问题与领导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的毛头做派，后期的我虽有改进，但喜欢较真的性格不变。我不知道这种性格若不是在华为会让我怎样，但人生没有假设，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大概是在2001年，北研全体员工与老板在亚运村五洲大酒店沟通（彼时也是我第一次见老板真人）。老板在答一位员工提问时说了句大实话：“身体是你自己的本钱”。
至今我还受苦于听力受损，不得不戴可编程助听器才能听真切家人日常轻声的讲话。该是源于当初某产品风扇调速未做好，一开机就会有如飞机起飞般的轰鸣。
记得当初在德国合作商的厂房，轰鸣的噪声让厂里工人们惊吓不小。其实当初也没有警觉，长期在实验室受高频噪声的影响而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等到发现时已经不可逆。
完全的公平是没有的，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长处，通过价值呈现（面向客户总是捷径）获取回报和自身的成长，若不适合管理，就安安心心钻研好技术，做个简单率真的人挺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不管怎么说，华为还是一个让我尊敬的职场，周围有很多人品好、有能力、值得钦佩的同事。如今公司处于艰难的环境中，但反者道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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