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数字时代的许多方面一样，创新来自人文与科学的交汇处 点也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激励 创意模式。当广义相对论的研究瓶颈出现时，爱因斯坦会拿出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音乐，直到他能找到天体的和谐旋律。
埃达·拜伦（Ada Byron），英国诗人拜伦的女儿对巴贝奇分析机发表了注释。正式称号是埃达·洛夫莱斯或者洛夫莱斯夫人。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段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对埃达来说，婚姻给了她一个过上稳定和坚定生活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埃达终于可以不再依赖他的母亲了。对威廉来说，这段婚姻也给他带来了 出身名门望族的妻子。
伯努利数生成算法的详细编程描述是第一个正式发布的计算机程序，该结果的最终签名是A.A.L.——奥古斯塔·埃达·缩写洛夫莱斯。
巴贝奇没有为自己的机器筹集更多的资金，机器也没有建成，他最终在贫困中沮丧地死去。至于洛夫莱斯 妻子，她再也没有发表过其他科学论文，她整天沉迷于赌博和鸦片，生活越来越糟。她和一个赌博伙伴私通，后来被情人勒索，被迫卖掉家传珠宝。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与子宫癌进行了一场极其痛苦的斗争，并进行了多次放血治疗。她在1852年 一年36岁去世。根据她的临终遗愿，她被埋在一个乡间坟墓里，睡在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旁边，她的父亲也在同一个年龄去世了。(点评:很多人物往往只能在历史长河中辉煌一次，或者只有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或者创作，结局可能不会好。即便如此，也有少数人能做到，大多数人一生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记。）
玛丽·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雪莱在拜伦的提议下创作了《科学怪人》 （Frankenstein ）。
工业革命的基础是两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创新者们想出了一些可以简化工作的方法，他们将工作细分成可以通过流水线完成的更为简单 还有琐碎的任务。然后，发明家们开始从纺织行业找到用机器完成工作步骤的方法，其中很多都是蒸汽机提供动力的。帕斯卡和莱布尼 基于茨的想法，巴贝奇试图在生产计算结果的过程中同时应用这两种想法 现代计算机的前身是制造机械计算机的概念。他最重大的 概念飞跃意味着这种机器不一定只能执行一种操作，而是可以使用打孔卡 编程和重新编程。埃达看到了这个诱人的概念的好处和意义， 并从中得出了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想法：这机器不仅可以处理数字， 也可以处理任何可以用符号表示的事项。
事实上，埃达的贡献不仅意义深远，而且鼓舞人心。她窥视未来的能力已经超过了巴贝奇和任何与她同时代的人。她 在我们看来，未来是机器将成为人类想象力的合作伙伴者的结合可以编织出与雅卡尔提花相同的精致图案（巴贝奇使用打孔卡作为分析机指令输入的灵感来源）。她对诗意科学的理解使她能够欣赏到一台想象中的计算机。虽然当时的科学水平无法实现该设备的建设，但埃达意识到其处理能力可以用于任何形式的信息。因此，埃达· 洛夫莱斯伯爵夫人确实帮助播下了数字时代的种子，它们将在100年后开花结果。
创新有时只是时机的问题。如果个伟大的想法出现时，它恰好存在 要实现它的技术，创新就诞生了。例如，提到了人类登月计划 微芯片的发展水平正好可以将计算机导航系统放入火箭 头锥里面。然而，创新有时会出现在错误的时间。查尔斯·巴贝奇在 183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精密计算机的论文，但制作这种计算机所需的论文 技术进步需要100年才能实现。 虽然有些技术进步似乎微不足道，但技术的发展不仅体现在 在重大飞跃中，还是积累了无数的小改进。打孔卡片的头发 展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巴贝奇在雅卡尔纺织机上发现了这张卡 并计划将其整合到自己构想的分析机中。后来，它真的适合计算 赫尔曼计算机打孔卡·霍尔瑞斯（Herman Hollerith）手里拿到了 完善。他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得知1880年手工制作的人口 普查表需要近8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非常震惊，所以他决完成 1890年人口普查自动化。霍尔瑞斯后来成立了一家公司 经过一系列并购，1924年成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简称IBM。
万尼瓦尔，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世界上第一台模拟电子机械计算机已经建成。他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院长，电子公司雷神（Raytheon）(一家庞大的国防承包商和电子公司)的创始人仍在二战期间担任 曾任美国军事科学机构首脑。个人电脑(即普通人可以亲自操作并带回家使用的电脑)这个想法 想想万尼瓦尔·1945年提出的布什。
图灵确实更倾向于独来独往。作为同性恋者，他有时会觉得自己无法融入别人的圈子；他独自生活，避免与他人深入接触。他曾经向一位女同事求婚，但后来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她他是同性恋。对方没有为此感到困扰，仍然愿意和他结婚，但他总是 认为这是一种欺骗，所以没有继续这段婚姻。但他最终没有 成为无可救药的孤独者。学习如何在一个团队中与他人合作 正是因为这样的合作，他的抽象理论才能体现在真正的发明中。
继电器是电磁继电器等电流控制开关。在开关过程中发出噪音的继电器有时被称为机电继电器，因为它们含有活动 的部件。真空管和晶体管也可作为电路中的继电器，称为电子 在控制电流的过程中，继电器不需要移动电子元件。逻辑门是 一个或多个输入开关可以处理。例如，带有两个输入的电路 和门只有在两个输入都是高电平时才能输出高电平 输入高电平时可输出高电平。这些逻辑门可以集成在香农的想法中 布尔逻辑代数的运算可以在电路中执行。 香农同年秋季返回麻省理工学院。布什欣赏香农的想法， 并鼓励他将这些内容添加到他的硕士论文中。本文题为《继电器与开关电路符号分析》 法。有可能使用继电器电路进行复杂的数学操作。他在论文结尾总结道。 本文已成为所有数字计算机的基本概念。
莫奇利性格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热衷于分享思想(他 在分享的时候，他通常会微笑，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热切的，这使他成为一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喜欢和人交流，他似乎可以 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约翰喜欢社交 喜欢美食和好酒的场合。他喜欢美女、迷人的年轻人和头部 聪明而独特的人。” 问他问题是危险的，因为他 总是热情地和你谈论从天文到地理的各种话题。
和大多数人一样，莫奇利也会从各种经历、对话和观察中学习 收集不同的意见，包括斯沃斯摩尔学院和达特茅斯学院 医院、贝尔实验室、美国无线电公司、世博会、艾奥瓦州立大学等 在不同的地方，他会把收集到的信息的想法。爱因斯坦曾说过：一个新的想法会以直觉的形式突然出现，但这种直觉只是 是以往知识经验的产物。当人们从多个来源收集和整合信息时 等待，他们自然会认为最终的想法属于自己——事实上 所有的想法都是这样诞生的。
与阿塔纳索夫不同，莫奇利有机会和意愿帮助一个人才 济的团队进行合作。因此，他和他的团队并没有造出一台被废弃在地下 作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通用电脑的发明者，室内半成品被载入史册。
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加入二战 动力资助莫奇利和埃克特正在开发的机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位于阿伯丁试验场的军事部门获得了一项军事指定的任务——为美国输送到欧洲的炮兵制作记录发射角的说明。这些火炮的弹道表需要考虑数百个发射条件，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高度和火药的种类。
它的弹道表炮发射的炮弹，它的弹道表需要通过微 三千条弹道由分方程组计算。万尼瓦尔通常用于这项工作·布什在麻省 完成科技学院发明的微分析机。这台机器的计算工作需要超过170 这些被称为计算员的个人帮助（computer）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 女性。为了解这些方程，他们需要在桌面加法机上进行复杂的操作。 这项工作由全国各地的女数学专业学生完成。尽管如此，只是 计算弹道表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是1942年夏天 显然，计算进度跟不上战争的需要，导致美军部分火炮 无法使用。
莫奇利和埃克特将他们之前的备忘录整理成题为《关于电子微分析机的报告》（Report on an Electronic Dif . Analyzer ）的文章。使 用缩写“diff.这是一种巧妙的做法，因为它可以说不 同”（differences），这反映了待建机器的数字特性；也可以表示微分（differential），这描述了它可以解决的方程类 型。这台机器很快就被赋予了一个更容易记住的名字：ENIAC， 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尽管ENIAC主要的设计目的是解决微分方程，这是计算火炮弹道的关键，但莫奇利在报告中说，它可以配备一个编程设备，以完成其他任务，成为一个更通用的计算机。
埃克特知道，如果没有准确的执行，无论概念有多伟大，它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价值(这是阿塔纳索夫学到的教训)，所以他会放下身体去做项目 管理一切细节。他会在其他工程师之间来回巡逻，告诉他们该去哪里 焊接或拧紧电线。我会检查每个工程师的工作，我会小心的 仔细检查机器中每个电阻的计算，确保所有工作都能准确完成。”他 坚定地说。他不喜欢所有不在乎细节的人。“人生正是由各种 他曾经说过，当然，电脑只是一堆细节 巨大的整体。”
埃克特和莫奇利可以互补，这使他们成为数字时代众多双领导组合的典范。埃克特将鞭打精益求精的要求 策略别人；莫奇利更善于安抚人心，让他们感受到爱。“他总 埃克特回忆说：他是个很受欢迎的人。”专业 技术过硬的埃克特有时会出现精神紧张和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所以 莫奇利需要一个能和他交流想法的人，这是莫奇利非常愿意扮演的角色。
ENIAC，十进制系统于1945年11月投入使用。
事实上，英国早在1943年底就成功制造了一台含有真空管的电子计算机。但这在当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项目，已经30年了 后来公之于世。这个项目在布莱切利镇(距离伦莱切利镇)西北45英里）的 一座维多利亚式红砖庄园中进行的。英国政府当时召集了一批天才和工 程师，让他们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进行德军密码的破解工作。这台 被称为“巨人”（Colossus）的计算机是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化和部分可 编程的计算机。由于它是针对一项专门的任务而建造的，所以它不是一 台通用型或者“图灵完备”的计算机，不过它身上确实体现了艾伦·图灵 的烙印。
在1943年12 月制成了第一台巨人计算机。1944年6月1日，一台含有2400个真空管 的改进版巨人计算机也开始投入使用。它成功解密的首批情报对当时正 蓄势待发的诺曼底登陆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根 据巨人计算机和其他来源的信息了解到希特勒没有在诺曼底部署更多的 兵力，从而坚定了发动诺曼底登陆的决心。
这就意味着远在ENIAC之前（它直到1945年11月才完全投入运 作），英国的密码破译员就已经制作出了一台完全电子化和数字化（真 正采用二进制）的计算机。在1944年6月制成的改进版巨人计算机甚至 可以实现部分的条件分支功能。但是跟含有10倍真空管数量的ENIAC不 一样的是，巨人计算机只是一种专门用于破译密码的机器，而不是通用 型的计算机。由于它的可编程性有限，所以它也不能像ENIAC那样（在 理论上）可以根据指令执行所有类型的计算任务。
当我们要找出某项发明的贡献者，确定谁 最值得被历史铭记的时候，其中一个衡量标准是考虑谁的贡献产生了最 大的影响力。发明的意义在于为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以及影响一场变 革的形成。如果按照历史影响的标准来评价的话，埃克特和莫奇利是最 值得称道的创新者。几乎所有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计算机都起源于 ENIAC。要评价弗劳尔斯、纽曼和图灵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虽然他们 的工作一直被列为最高机密，但是他们三人都参与了英国在战后的计算 机建设工作。楚泽长期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进行研究，而且他的重要研 究成果都在柏林的空袭中毁于一旦，因此他对计算机发展的影响就更小 了。至于阿塔纳索夫，他在这个领域的主要影响（也许是唯一的影响） 可能就是为前来访问的莫奇利提供了一些灵感。
当时已经离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克 特和莫奇利为他们联手建造的ENIAC申请了一项专利，他们最终在1964 年获得专利（当时的专利申请处理流程相当缓慢）。在此之前，埃克特 和莫奇利成立的公司和它的专利权已经被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公司收购了，后者在这时已经更名为斯佩里·兰德（Sperry Rand）。【目前的优利公司】
尽管这个案件仍然没有确定（即使是在法律上）谁对现代计算机的 发明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是它确实发挥了两个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将 阿塔纳索夫从被遗忘的边缘重新带回了历史的舞台；而且虽然这可能不 是法官本人或者案件双方的本意，但它还是明确证明了伟大的创新通常 都是由多个创造者的想法融合而成的结果。一项发明，尤其是像计算机 这样复杂的发明，通常都不是一个人的神来之笔，而是多人协作编织而 成的创意图案。莫奇利曾经与许多人进行过交流，这点可能会使他的专 利更难站得住脚，但是这样丝毫也不会降低他的影响力。
在值得被称为计算机发明者的人员名单当中，莫奇利和埃克特应当 排在第一位，不是因为所有关于计算机的想法都是他们原创的，而是因 为他们有能力将不同来源的想法聚集在一起，然后加入他们自己的创 意，并建立一支合适的团队来执行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对计算机的后 续发展也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他们建造的机器是第一台通用型的电 子计算机。“阿塔纳索夫也许在法庭上赢下了一分，但他后来还是回去 继续当老师了，而我们却仍然站在前线建造第一台真正可编程的电子计 算机。”埃克特后来指出了这点。
在计算机的发明历程当中，图灵也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他提出了通 用型计算机的概念，后来更亲自加入了布莱切利园的计算机研发团队当 中。至于其他人对计算机历史产生的贡献大小，你可以根据自己看重的 标准进行判断。如果你着迷于那些独立发明家的传奇故事的话，那么你 可能会将阿塔纳索夫和楚泽放到很高的地位。但是我们从计算机的诞生 可以得到的主要经验是：创新通常都是一项团队工作，它需要远见者和 工程师之间的协作，而且创意是一个集思广益的成果。这样的情景只会 出现在故事书里面：在地下室、阁楼或者车库之中，有一个人突然灵光 一闪，或者是在脑袋旁边亮起了一个小灯泡——一项发明就此诞生。
由于霍珀拥有准确表达信息的能力，所以艾肯委派给她一项任务 ——编写世界上第一本编程手册。“你要写一本书。”有一天他站在她的桌子旁边说道。 “我不会写书，”她回复道，“我从来没有写过书。” “既然你现在已经是海军的一员了，”他说道，“你就要写这本书。” 霍珀最终写成了一本多达500页的书籍，这本书不仅记录了马克一 号的建造历史，而且还是一本针对这台计算机的编程指南。
每天晚上，霍珀都会向艾肯朗读她在当天写成的内容，这个过程让 她学习到了成为优秀作家的一个简单技巧：“他指出如果你在大声朗读 的时候发现有不顺畅的地方，那你最好修改一下这个句子。我每天都要朗读自己完成的5页内容。” 在经过了这样的训练之后，她的文笔开始 变得简洁利落、条理清晰。霍珀和艾肯的紧密合作关系就像是一个世纪 之前的洛夫莱斯和巴贝奇一样。在不断深入了解埃达·洛夫莱斯的过程 中，霍珀对她的认同感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她编写了第一个循环程序，”霍珀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我们都不会。”
数字时代的多数伟大创新都是个人和团队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使是富有创意的个人（莫奇利、图灵、冯·诺依曼、艾肯），他们的想法也需要通过团队合作来 实现。
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霍珀对多种编程方式进行了完善，其中包括 子程序的编写。子程序指的是专门用于特定任务的代码块，它们只需要 储存一次就可以按照需求在主程序的不同位置调用。“子程序是一种明确定义、容易符号化和经常重复的程序，”她写道，“哈佛马克一号含有 用于求解sin x、lg10 x和10x的子程序，每个子程序都通过单个操作码调 用。” 这是埃达·洛夫莱斯最初在分析机论文的“注解”中描述的概念。 霍珀将这些子程序收集到一个不断增补的程序库当中。她在为马克一号 编程的时候还发明了编译器的概念，编译器是一种用于为多台机器编写 相同程序的工具，它可以将程序的源代码翻译为不同计算机处理器使用 的机器语言。 此外，她的团队还提出了程序故障（bug）和调试排错 （debugging）这两个术语。哈佛马克二号（Mark II）计算机被放置在一 座没有安装纱窗的大楼里面。一天晚上，这台机器突然出现故障，工作 人员马上开始查找问题的所在。他们发现有一只翼展达4英寸的蛾子卡 在了机器的一个机电继电器里面。他们将这只蛾子取了出来，并用胶带 把它黏贴在工作日志上面。“面板F（蛾子）在继电器中，”日志上的记 录写道，“这是首次发现虫子（bug）的情况。” 从此以后，他们就将 排除故障的工作称为“为机器除虫”（debugging the machine）。
计算机的创新者和其他领域的先驱一样，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止步不前的话，他们就会被其他人超越。他们的性格当中有着诸如固执和专 注这样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是他们的创造力的来源，但有时候也会让 他们难以接受新鲜的想法。史蒂夫·乔布斯正是一个以固执和专注著称的创新者，然而当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的时 候，他就会突然改变自己的主意，这点经常让他的同事们感到措手不 及。艾肯缺乏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所以他无法实现优雅的转身。身为 海军中校的他对中央权威有着本能一样的执着，因此他的部下不能像莫 奇利和埃克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团队那样不受拘束地工作。艾肯还将 可靠性的优先级放在了速度之上，所以即使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布莱切利 园的团队都已经清楚认识到了真空管是未来的潮流，他仍然坚持使用久 经考验和可靠性更高的机电继电器。他的马克一号每秒只能执行三个指 令，而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造的ENIAC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执行5 000 个指令。
重新编程ENIAC的工作需要手动切换凌乱不堪的线缆和重置各种开 关。编程最初被认为是一项例行公事，甚至是低等的工作，也许这就是 为什么这种编程工作会交给女性负责的原因，因为当时的思想并不鼓励 女性成为工程师。然而这群为ENIAC编程的女性很快就证明了计算机的 编程工作可以达到和硬件设计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男性工程师们在后 来才逐渐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时至2011年，琼·詹宁斯·巴尔提克在去世前不久还自豪地回顾了她 们的成就——创造出第一台通用型计算机的程序员都是女性：“尽管我 们那个时代的女性通常只有非常有限的就业机会，但我们还是帮助开创 了计算机的时代。”她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当时有许多女性都 具备数学知识，而且计算机的发展需要她们的技能。
“我们曾经就关于宗教真理和信仰的问题进行过一些大的争论。尽 管我们之间存在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我们都非常喜欢彼此。”
冯·诺依曼和图灵两人在普林斯顿大学相遇，虽然他们后来都成为 通用型计算机的重要理论家，但是他们有着完全对立的个性和气质。图 灵的生活非常简朴，他长期居住在宿舍和旅馆当中，而且通常都是独来 独往。冯·诺依曼是一个讲究生活享受的人，他每周都会和妻子在普林 斯顿大学的大宅中举办一到两次聚会。图灵是一个长跑运动员；虽然冯 ·诺依曼的兴趣相当广泛，但是长跑（甚至是短跑）显然不在此列。“他 在衣着和习惯方面比较不修边幅。”这是图灵的母亲对自己儿子的看 法。相比之下，冯·诺依曼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会穿着整齐的西装三件 套，连在骑驴游览大峡谷的时候也不例外。他在学生时代的衣着已经十 分讲究，据说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问了一个 问题：他的裁缝是谁？
在自己举办的聚会上，冯·诺依曼喜欢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讲笑话和背诵低俗的打油诗。他非常热衷于享受食物，有一次他的妻子甚至说 他可以计算除了卡路里之外的任何东西。他在开车的时候总是横冲直 撞，所以他时常会把车子撞坏，他还对新款的凯迪拉克轿车情有独 钟。“他每年至少都会买一辆新的凯迪拉克，不管之前那一辆有没有被 他撞坏。”科学历史学家乔治·戴森（George Dyson）这样写道。
艾肯对于分享的想法也同样抱有开放的态度。“不 用担心其他人窃取你的想法，”他曾经对一位学生说过，“如果这是原创 的想法，你肯定可以让别人接受它。”尽管如此，冯·诺依曼漫不经心地 对待想法原创者的态度仍然让艾肯感到惊讶和一丝不快。“他不会在意 自己谈论的想法是来自哪里的。”艾肯说道。
冯·诺依曼后来成为ENIAC团队的顾问，他坚持计算机程序应该与 数据保存在同一个存储器中的想法，因为这样可以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 轻易地对其进行调整。
虽然冯·诺依曼乐于接纳新的观点，但是他的聪明才智总是让人不 敢反驳他的看法，不过詹宁斯有时会这样做。有一天，她对冯·诺依曼 的其中一个观点提出了异议，他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她，不过他在稍 作思考之后还是接受了她的观点。冯·诺依曼会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 同时非常擅长让自己表现得谦逊，这点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他是 一个非常聪明和自信的人，但同时他在向其他人提出自己的想法时会表 现得十分谦逊和腼腆，这确实是一种奇特的性格组合，”詹宁斯说 道，“他会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然而他在展示想法的时候会给人 这样一种感觉，他就像是在为自己提出的异议或者更好的想法而向对方道歉。”
冯·诺依曼特别擅长构思计算机编程的基本原理。计算机编程在当时仍然是一项含义模糊的技术，自从埃达·洛夫莱斯在一个世纪之前为 分析机写下伯努利数的生成步骤以来，这项技术一直都没有取得明显的 进步。他意识到建立一个简洁的指令集需要严谨的逻辑和准确的表 达。“他非常透彻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或者不需要某个特定的指 令，”詹宁斯说道，“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指令代码的重要性，并了 解到它们背后的逻辑和指令集必须含有的要素。”这点正是他博学多识 的明证，这种天赋让他能够抓住一个新想法的本质。“冯·诺依曼拥有在 问题中找出重点的能力，我在其他天才身上也注意到了这个特点。”
来自 贝尔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布莱切利园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新都是 通过这种方式诞生的。冯·诺依曼的一个长处是拥有主导这种协作创新 流程的天赋——他善于提问和聆听，他会温和地提出试探性的建议，清 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对各人的想法进行汇总整理。 冯·诺依曼习惯于收集和整理想法，而且不太在意这些想法的准确 来源。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他构思和完善EDVAC沿用的概念，但有时也 会惹怒那些更加关心功劳（或者知识产权）归属的人。他曾经宣称通过 团队讨论得出的想法是不可能确定归属的。
詹宁斯后来抱怨许多新闻报道都过分地夸大ENIAC的能力，并把它 称为“巨型的大脑”，她认为这是在暗示其拥有思考的能力。在看待机器 的思考能力方面，詹宁斯沿袭了埃达·洛夫莱斯的观点。“ENIAC无论如 何都不会是一个大脑，”她强调，“它没有思考的能力，目前的计算机都 没有这种能力，不过它确实能够为人类的思考提供更多可利用的数据。”
重新配置的ENIAC在1948年4月投入使用，它带有一个只读存储 器，这点意味着它难以在运行的过程中调整程序。此外，它的水银延迟 线存储器的性能欠佳，而且需要精密的工程技术才能制作出来。一台来 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小型计算机能够避免上述两个缺点，这台被称 为“曼彻斯特宝贝”（the Manchester Baby）的机器是按照存储程序计算机 的功能重新设计的，它在1948年6月开始运作。 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主管是图灵的导师麦克斯·纽曼。
计算机创新阵地的转移将我们重新带回了专利保护的话题。如果当 时冯·诺依曼和他的团队没有离开计算机技术创新的最前沿，并把他们 的创新成果继续留在公共领域，这种开源的创新方式会不会为计算机带 来更加迅速的发展呢？抑或市场竞争和知识产权带来的资本回报可以刺 激更多的创新出现呢？对于互联网、万维网和某些类型的软件来说，开 放模式被证明是更加可行的。但是对于硬件来说，比如计算机和微型芯 片，专利保护制度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涌现的大量硬件创新的源头。专 利化的创新方式能够行之有效（尤其是在计算机领域）的原因在于，大 型企业可以更好地完成计算机的研发、制造和营销工作，而它们需要通 过专利制度来筹集运营的资金。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硬件 一直要比软件更容易得到专利保护。 然而，这种专利保护制度也对 硬件创新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专利化的经营模式会使企业变得故步自 封，这点让它们错过了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个人电脑革命。
关于人工智能和人类意识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历史。对 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问题，笛卡儿都能够运用现代的语言进行表 述。“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哲学观点正是出自他在1637年出版的《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 ）一书中。笛卡儿在这本书中写道：“如果存在一些跟我们的身体类似的机器，它们能够在各个方面 尽可能接近地模仿我们的动作，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两条非常可靠的 标准来判明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人类。第一条是……这种机器绝不能 对自己接收到的任何内容都做出条理清晰的回应，而这是最愚蠢的 人都能办到的。第二条是，虽然某些机器在完成某些工作的时候可 以做得跟我们一样好，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它们肯定做不好其 他的事情，这点表明它们的行为并非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
“香农不仅想（向机器）输入数据，他还想输入文艺的东西！”图灵 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向贝尔实验室的同事们说道，“他想对机器放音 乐！”在另一天的午餐时，图灵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言论，他高 亢的声线让餐厅里的高管人员都听得一清二楚：“不对，我没有兴趣做 出一个超级大脑。我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平庸的大脑，就像是美国电话电 报公司（AT&T）的总裁一样。”
图灵没有 打算利用强大的处理能力来计算出每一步棋可能的走法，他关注的焦点 是能否让机器通过不断重复的练习“学会”如何下象棋。换句话说，机器 也许可以尝试不同的开局走法，然后从每次的胜利或失败中完善自己的 策略。
图灵为人工智能给出了一个完 全可操作的定义：如果一台机器输出的内容和人类大脑别无二致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坚持认为这台机器不是在“思考”。 图灵测试，也就是图灵所说的“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的操 作很简单：一位询问者将自己的问题写下来，发给处于另外一个房间之 中的一个人和一台机器，然后根据他们给出的答案确定哪个是真人。
针对来自神学方面的质疑，也就是上帝只将灵魂和 思考能力赐给了人类，图灵表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上帝的全知全能 的严重限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上帝是否“有自由向一头合适的大象 授予灵魂”？想必他是可以这样做的，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上帝当然 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一台机器授予灵魂。这番话从不信仰上帝的图灵口 中说出还是有些讽刺意味的。
“与其尝试编写一个可以模拟成人大脑的程序，为什么不尝试模拟 儿童的大脑呢？”他问道，“在经过适当的教育之后，它将有可能成长为 成人的大脑。”他承认机器的学习过程会跟人类儿童不一样：“举个例 子，它不会有双脚，所以老师不能叫它帮忙装满教室外面的煤斗。也许 它也没有眼睛……所以如果把这个怪物带到学校的话，它肯定会被其他 小朋友过分地取笑。”因此这台“儿童机器”将需要使用其他的方式进行 教导。图灵提出了一种奖励和惩罚机制，它可以促使机器重复或者避免 某些行为，最终这台机器将会培养出自己对于思考的概念。
在《计算机器与智能》发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图灵似乎很喜欢参 与到自己惹出的争论当中。他以自己带有讽刺性的幽默感取笑了那些关 于十四行诗和人类高等意识的主张。“终有一天，女士们会带着她们的 计算机到公园散步，并且互相诉说‘我的宝贝计算机在今天早上跟我说 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1951年调侃道。正如他的导师麦克斯·纽 曼后来所说的：“他在解释自己的想法时会提出一些引人发笑的比喻， 但它们又是恰到好处的，这点让他成为一位讨人喜欢的同事。”
脑外科医生杰弗里·杰斐逊爵士甚至说出了更为出格的言论，他多次以“性冲动”作为例子，并反复提到了人类的“情感和本能，比如性欲”。他指出 人类会受制于“性冲动”，而且“有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愚蠢”。
在1952年3月的庭审上，图灵承认了自己的罪名，但他明确表示自 己不会为此感到后悔。麦克斯·纽曼也作为图灵的品行证人出席了这场 审讯。在被宣判有罪和剥夺参加机密工作的权限之后， 图灵面临着 两个选择：坐牢或者缓刑，而第二个选择的条件是需要接受荷尔蒙治 疗，也就是通过注射合成的雌激素来抑制性欲，这种治疗方法就像是把 人当成由化学药物控制的机器一样。他选择了后者，这项治疗持续了一 年的时间。 图灵起初似乎能够从容面对这些罪责，然而在1954年6月7日，他在 咬下一口浸染过氰化物的苹果之后便与世长辞了。按照他的好友的说 法，他一直以来都对《白雪公主》当中恶毒的王后将苹果浸在毒药里面 的情景十分着迷。他的尸体最后被发现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他的体内 被检测出了氰化物，身边还放着一个被咬过的苹果。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1907年遇到了一个危机。它的创始 人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所持有的专利已经 过期，因此它在电话服务市场当中近乎垄断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
贝尔实验室的出现表明了持续性的创新可以通过各个领域的人才之间的协作来实现，尤 其是因为这些人才都在同一个空间内工作，所以他们可以方便地进行频 繁的会议和偶尔的碰面。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和 其他后来出现的企业研发机构也同样体现了这个优点。然而这种机构的 缺点是企业高层的管理会带来严重的官僚风气。当能够将创意转化为伟 大产品的领导者和敢于反抗权威的人离开之后，贝尔实验室和施乐帕洛 阿尔托研究中心都无法摆脱企业机构的局限。
实现创新的关键（无论是对于贝尔实验室还是整个数字时代来说） 是认识到培养天才个人和促进团队协作之间是没有冲突的。这不是一个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种做法在数字时代一直都是互 相促进的。富有创造力的天才（约翰·莫奇利、威廉·肖克利、史蒂夫·乔 布斯）负责提供创意；善于动手操作的工程师（普雷斯伯·埃克特、沃 尔特·布拉顿、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负责与这些天才紧密合作，将他们 的概念变成真正的发明；由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负责将这些发 明打造成实际的产品。只要这个生态系统的其中一环出现缺失，再伟大 的概念也只能被埋藏在历史的地下室里面，无论是身处艾奥瓦州州立大 学的约翰·阿塔纳索夫，还是在伦敦家中的畜棚埋头苦干的查尔斯·巴贝 奇，他们都是这样的例子。此外，如果优秀的团队缺乏胸怀大志的远见 者，创新也会逐渐枯竭，正如莫奇利和埃克特离开之后的宾夕法尼亚大 学，冯·诺依曼离开之后的普林斯顿大学，还有肖克利离开之后的贝尔 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是一个融合创新的大锅。除了晶体管以外，它在计算机 电路、激光技术和蜂窝电话等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它却不太善于 利用自己的发明来获取利润。作为一家几乎垄断整个电话服务市场的规 约公司，它对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并不高，而且法律也会限制它利用自 己的垄断地位进入其他市场。为了避免公众的批评和反垄断行动的攻 击，它向来都会慷慨地向其他公司提供自己的专利授权。它为晶体管设 定了相当低的授权费用，任何公司只需向其支付25 000美元即可获得生 产晶体管的许可，它甚至为这些公司开办了讲述晶体管制造技术的研习 班。 尽管贝尔实验室采用了如此宽松的授权政策，但仍然有一家羽翼未 丰的小公司在争取授权方面出现了困难：这是一家位于达拉斯的石油勘 探公司，不过它在当时已经完成了业务转型，并更名为德州仪器公司。 曾经服役于海军航空局的帕特·哈格蒂（Pat Haggerty）在当时是德州仪 器的执行副总裁，他后来还全面接管了这家公司。
创新的出现是具有阶段性的。以晶体管的出现为例，它的第一个阶 段是由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主导的发明阶段。接下来是由像蒂尔这样 的工程师主导的生产阶段。最后是由企业家研究如何为产品打造市场的 阶段，它的重要性毫不逊于之前的两个阶段。蒂尔的老板，敢作敢为的 帕特·哈格蒂正是创新第三阶段的精彩实例。 跟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哈格蒂也拥有散布现实扭曲力场的能力， 他可以迫使其他人完成一些他们自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军用晶体管在 1954年的售价为每件16美元，但是为了打入消费者市场，哈格蒂坚持要 求他的工程师们想办法将晶体管的单价控制在3美元之内。他们最终做 到了。他还逐渐掌握了另外一项乔布斯拥有的能力，他能够构思出一些 前所未有的设备，虽然消费者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需要这些设备，但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它们了。
成功的团队有时也会面临解散的危机，对于成员关系紧张的团队来 说更是如此。这样的团队需要一种特别的领导才可以团结起来——他们 既能鼓舞士气，又注重培养人才；在自身竞争力过硬的同时也懂得如何 与人协作。
诺伊斯在曼哈顿的一家测试机构里面待了 一整天的时间，完成各种各样的墨迹测试、图画测试和适应性测试。根 据测试的结果，他被认为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且缺乏担当管理者的潜 质，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测试能够反映的只有它们自身的缺陷。戈登·摩尔待人谦逊友善，而且头脑十分敏锐，这些品质使得他在 后来成为硅谷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一。
有些领导者在坚持己见和要求苛刻的同时还能培养出忠心耿耿的下 属。他们敢作敢为的精神使他们充满了人格魅力。史蒂夫·乔布斯就是 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以电视广告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个人宣言，它的开 头是这样的：“致疯狂的人。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 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亚马逊网站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 也拥有这种鼓舞人心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诀窍在于激励人们认同你的使 命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你，甚至到达他们自认为不可能企及的地方。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什么时候应该听取质疑者的意见。
1957年10月4日，也就是在仙童半导体 公司成立的三天之后，苏联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人造卫 星，同时触发了美苏之间的“太空大战”。民用航天项目和建造弹道导弹 的军用项目都在推动计算机和晶体管的需求。这些需求也促进了这两项 技术之间的共同进步。
贝尔实验室一位高管为纪念晶体管诞生10周年发表了一篇论 文。这位高管在论文中揭示了一个他称之为“数字暴政”（the tyranny of numbers）的问题：随着电路上元件数量的增加，连接数量也会增加， 而且增速要快得多。举例而言，如果一个系统有1万个元件，就要求电 路板上有10万条乃至更多细小的连线，而这些连线一般都要手工焊接。 这显然不是一种可靠的生产工艺。 但“数字暴政”却为创新提供了契机。在该问题日益严峻、亟待解决 之际，半导体制造工艺方面恰好又出现了数百项小的突破。两者的结合 缔造出一项发明，这便是集成电路，又称微芯片，它独立地诞生在德州 仪器和仙童半导体这两家不同的公司。
通往创新的道路通常有很多条。诺伊斯和仙童半导体的同事们就在 从另一个方向入手。
于是他在1965年4月号的《电子》（Electronics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让集成电路填满更多元件》的论文。 摩尔在论文开头展望了数字行业的未来。他写道：“集成电路将带 来一系列奇迹，比如家用计算机（或者至少是与中央计算机相连的终 端）、汽车的自动控制系统，还有便携式个人通信设备。”接下来，他 做出了一个更富先见之明并注定让他声名远扬的预期。他指出：“在元 件价格保持最低的前提下，复杂性每年大约会增加一倍。我们有理由相 信，至少在未来十年里，这种趋势将基本保持不变。” 23 摩尔的话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能够以低廉的成本集 成到微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在倍增，他预计该趋势至少在未来10 年里都将保持下去。他有一位在加州理工当教授的朋友曾在公开场合称 之为“摩尔定律”。在10年之后的1975年，摩尔的观点被事实证明是正确 无误的。随后，他对自己的定律进行了修正，将预期增长率削减了一 半，他预言未来芯片上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而非每年翻一 番”。他的同事戴维·豪斯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修正，称随着动力的增强 及微芯片上晶体管数量的增加，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提高一倍，这种 说法现在有时候还会被援引。事实证明，摩尔定律及其变体至少在接下 来的半个世纪里发挥了作用，它帮我们绘制了一张路线图，为人类历史 上最伟大的创新浪潮之一以及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指引。
高效的管理并不总依赖某一名有力的领导者。如果能把风格不同的顶层管理者正确 地组合起来，一样也能实现高效的管理。这就像金属合金一样，如果你 能把元素正确地混合在一起，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多年以后，当格鲁夫学会欣赏这一点之后，他读了彼得·德鲁克写的《管理实践》一书， 这本书将理想的首席执行官描述为一个“外向者”、一个“内向者”和一 个“行动者”的结合。格鲁夫认识到，这些特质不一定要集中在一个人身 上，而是可以存在于一个领导团队中。格鲁夫说，英特尔就是这样一个 例子，他还复印了本书有关诺伊斯和摩尔的章节。诺伊斯是“外向者”， 摩尔是“内向者”，格鲁夫则是“行动者”。
阿瑟·罗克把诺伊斯描述为“一位卓有远见的人，他 知道怎样启发人，怎样在公司刚起步时向他人推介自己的公司”。这一 使命完成之后，英特尔就需要由一位能使其站在每一轮新科技浪潮最前 沿的人来领导，而“摩尔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他懂得如何推动 科技创新”。接下来，当有几十家公司与英特尔展开竞争时，“我们需要 一名有雄心、务实，能专注于推动企业发展的管理者”，这就是格鲁夫。
不过，格鲁夫还不至于给人留下暴君的印象，因为他活力四射，让 人很难不喜欢他。他笑的时候双眼熠熠生辉，带着一种精灵般的魅力。 他的匈牙利口音和憨憨的笑容让他成为当时硅谷最有意思的工程师。
尽管风格不同，但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 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目标，要确保创新、尝试和创业精神在英特尔蓬勃发展。
发明有时候是在人们遇到问题，绞尽脑汁设法解决问题时产生的； 有时候则是在人们树立远大目标时产生的。特德·霍夫和他的英特尔团 队发明微处理器的故事就是两者的结合。
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微处理器催生了数百家为个人 电脑做硬件和软件的新公司。英特尔不仅开发了尖端芯片，而且创造了 一种文化，激励在风险资本支持下成立的初创公司去改变经济。英特尔 还让圣克拉拉谷（从旧金山南部经帕洛阿尔托到圣何塞的一片40英里的 平坦土地）的杏树果园变身为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硅谷。 这片山谷的主干道是一条名为El Camino Real的喧嚣公路，它曾是 一条贯通加州21个布道所的神圣之途。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条路开始 连接一条科技公司云集的走廊，这要归功于惠普、弗雷德·特曼的斯坦 福工业园、威廉·肖克利、仙童半导体以及“仙童之子”等公司。1971 年，该地区有了一个新名字。行业周报《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 ）的专栏作家唐·赫夫勒（Don Hoefler）开始撰写一个名为“美国硅谷”的 连载专栏，“硅谷”这个名字后来便一直沿用至今。
创新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出色的创意，执行创意所需的工程才 能，还要有把创意变成成功产品的商业头脑（外加创业的胆识）。
“二战”结束后，万尼瓦尔·布什于1945年7月应罗斯福要求撰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最终递交给了哈里·杜鲁门总统），呼吁政府与大学和企业 展开合作，出资支持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布什为这份报告选择了一个富 有感召力的典型美式标题：“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那些威胁要取消 未来创新所需研究资金的政客们都应该重读一下布什的引言。布什写 道：“基础研究能带来新知识，为我们提供科学资本，创造出知识的实 际运用所必需的资金。” 布什有关基础研究如何为实用发明提供“种子基金”的描述被称 为“创新的线性模型”。尽管后来有许多科学史家批评该线性模型忽视了 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复杂的互动，但这种说法通俗易懂，而且其中 也蕴含着真理。布什写道，战争“清楚无疑地”揭示出，基础科学（其任 务是探索核物理、激光、计算机科学和雷达的基本原理）“对国家安全 绝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还表示，基础科学对美国的经济安全也 至关重要。“新产品和新流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成熟的。它们建立 在新原理和新概念之上，而这些原理和概念又是纯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 艰苦研究的产物。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上依赖别国的国家工业发展会 比较缓慢，在世界贸易竞争中也会处于劣势”。到了报告结尾，布什上升到诗意的高度，热情赞颂着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实际回报：“当我们 把科学进步付诸实践，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高的薪酬，更短的 工作时间，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闲暇，我们可以用这些闲暇时间来娱 乐、研究，来学习如何生活，而无须承受旧时代压在普通人肩头，让人 麻木的乏味重担。”
布什热情诚恳的个性使他那种干练务实的风格不显得过于犀利。
到当时为止，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还处于“批处理”阶段，如果你想让 计算机执行一项任务，就必须向计算机操作员提交一摞打孔卡或纸带， 就像给守护神谕的祭司呈献祭品一样，这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得 出结果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只要出现任何小错误，你就有可能 要重新提交打孔卡，让计算机做新一轮运算；你可能也无法触摸甚至亲 眼看到计算机。 而分时系统就不同了。它允许许多终端与同一主机相连接，这样许 多用户就能直接输入指令，而且几乎立即就能收到回复。主机就像一位 同时下几十盘棋的大师，其核心内存会记录所有用户的活动，其操作系 统则能够进行多任务处理并运行许多程序。
分时系统是通往人机共生的第一步。
剑桥（Cambridge），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紧邻的一个市, 与波士顿市区隔查尔斯河相对。这里是两所世界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
在实际参与网络建设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看来，阿帕网只是为和平 目的而生。而在一些负责监督项目实施和拨款，尤其是五角大楼和国会 的人看来，该网络还拥有军事目的。20世纪60年代末，斯蒂芬·克罗克 （Stephen Crocker）作为研究生完整地参与了协调阿帕网设计的工作。 他从未将核生存力视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但当卢卡西克分发自己2011 年的论文时，克罗克也读了这篇论文，读完后他笑了起来，这篇论文改 变了他的想法。卢卡西克告诉他：“我在顶层，你在底层，所以你根本 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而克罗克的回答可谓 幽默中包含着智慧：“我在底层，你在顶层，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情况， 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
‘RFC’（Request for Comments，征求修正意见书），最早的RFC文档于1969年4月7日写成，装在老式信封里，是通过邮政系统寄送出去的（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因为他们还没有发明网络）。RFC流程开创了软件、协议和内容开源开发的先河。
路由器（（Interfaith Message Processor，接口报文处理机）
在1969年下半年，三大历史性事件把这一年推向了高潮，其中每一事件都酝酿了近10年。NASA成功地把人送上了月球。 硅谷的工程师们设法将可编程计算机放到了一块叫作微处理器的芯片 上。ARPA则创建了一个可连接远程计算机的网络，但只有第一件事 （也许是其中历史意义最弱的事件？）成为新闻的焦点。
BBN科技公司（英语：BBN Technologies），位于美国麻塞诸塞州剑桥的高科技公司，建立于1948年。因为取得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之间的合约，它曾经参与ARPANET与Internet的最初研发。现为雷神公司的子公司。
他们制定了一项IP协议（Internet Protocal，互联网协议），该协议 对如何在数据包标头上标注目的地做了具体规定，有助于确定数据包通 过网络到达目的地的方式。IP协议的上一层是TCP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该协议的目的是规定如何以正确的 顺序重组数据包，检查数据包是否存在缺失，如果有信息丢失，则会要 求重新传输。这些协议合称TCP/ IP。卡恩和瑟夫在一篇题为《分组网络 互联协议》的论文中发表了相关成果。互联网从此便诞生了。
保罗·巴兰后来向科技作家凯蒂·哈夫纳和马修·莱昂解释了这个 问题，他采用了一个适用于所有创新的美丽意象： 科技发展的过程就像建造大教堂一样。在几百年的历程中，不 断有新人加入，每个人都会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添加一块砖，每个人 都会说：“我建了一座大教堂。”到了下个月，又会有新砖放在之 前的砖瓦上。然后来了一位历史学家，问：“大教堂是谁建 的？”彼得在这里加了几块石头，保罗又多加了几块石头。如果不 谦虚谨慎的话，你就会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完成的是最重要的部 分。但事实是，每一项贡献都必须以前人的积累为基础。事物与事 物之间都是环环相扣的。
Heathkit（无线电套件）
1958年，凯西从俄勒冈大学毕业后来到湾区，在斯坦福 大学读创意写作项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他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精 神病医院上夜班，还为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系列试验Project MKUltra做人体试验对象，该试验的目的是检验迷幻剂LSD的效果。结 果凯西迷上了这种药剂。创意写作、为挣钱而嗑药以及在精神病院做勤 杂工等经历的矛盾结合促使他写出了第一本小说《飞跃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
1938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他父亲是一家广告公司的 合伙人。和许多数字行业创业者的父亲一样，布兰德的父亲业余时间也 爱捣鼓无线电。布兰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专业（他在该校参加了 陆军储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作为步兵军官服役两年，服役期间他接 受了空降训练，还做过一段时间随军摄影师。退役后，他在表演艺术与 科技精彩交织的湾区文化圈开始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游荡在不同的 群落之间。他决心说服NASA来拍摄一张这样的照片。于是，带着从迷幻剂中汲取的另类智慧，他决定制作几百枚小徽章，在前推特时代的人群中推 广他的理念。这些徽章上写着：“为什么我们还没见到过整个地球的照 片？”他的计划简单到有些傻，他说：“我准备了一个涂着Day-Glo荧光 漆的三明治式广告牌，广告牌前面安装了一个小货架，我自己身穿白色连身衣和靴子，头戴饰有透明心形和花朵的戏装礼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萨瑟门那儿第一次露面，以25美分的价格卖我的徽章。”结果，大学的管理人员把他赶出了校园。《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为此刊登了一篇报道，宣传了布兰德一个人的东 征之旅。他带着这些东西上路，走遍了全美的其他大学，最后来到哈佛 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系主任看到布兰德边发表即 兴演讲边卖他的徽章时问：“这家伙到底是谁？”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师的彼得·布兰德说：“他是我哥哥。”
1967年11月，NASA响应了他们的要求。ATS–3卫星从地球上空21 000英里处拍摄了一张地球照片，这张照片成为布兰德的下一个项目 ——《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面图片，这份刊物的名称也源自这张照片。这份刊物的副标题 是《通往工具之路》（Access to Tools）。
恩格尔巴特把他的设计草图交给比尔·英格利希，英格利希用一块 桃花心木刻出了第一个模型。当他们在焦点小组试用时，这个模型比其 他任何设备的效果都要好。一开始，连线是放在前面的，但他们很快就 认识到，如果让线从后端像尾巴一样伸出来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把这 个设备命名为“鼠标”。 大多数真正的天才（比如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甚至还有乔布 斯）都有一种追求简洁的本能。但恩格尔巴特却不是这样。他渴望在自 己建立的任何系统中都填入许多功能，因此他想让鼠标带有许多按键， 恨不得要多达10个才好。可惜测试结果显示，鼠标上按键的最佳数量应 该是三个。后来我们知道，就连三个按键也太多了，至少可以再去掉一 个，或者如追求极简的乔布斯后来坚持的那样，两个按键也太多了。
相比幻游音乐节，恩格尔巴特对希腊民间舞更感兴趣，但他曾与斯 图尔特·布兰德在同一家实验室参加LSD试验，并因此结识了布兰德。布 兰德的一系列项目（包括《全球概览》在内）都是在距恩格尔巴特的增 智研究中心仅几个街区的地方进行的。因此，两人在1968年12月联手进 行联机系统演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作为主办人的布兰德以过人 的天赋让这次演示（日后成为著名的“演示之母”）成为一场多媒体盛 宴，就像硅片上的“插电迷幻剂试验”一样。这场演示会成为嬉皮士与黑 客文化的终极融合，就连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会也没能撼动其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数字时代最炫目、最具影响力的科技演示。
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个人电脑的部分特征，其中最重要的 特征是简单（“必须让人自己就能学会使用”）和友好（“友好应该成为 必不可少的要素”）。他是站在人文主义者兼工程师的立场上设计计算 机的。他从16世纪初一位名叫奥尔德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 的意大利印刷商那儿汲取了灵感，这位印刷商意识到，供个人阅读的书 籍应该能放入鞍囊内，于是他开始印制尺寸较小的书籍（也就是我们现 在常见的尺寸）。
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施乐PARC虽然指出了一条通往个人电脑 （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设备）之国的道路，但施乐公司并没有担当起引领 这场大迁徙的角色。该公司生产了2 000台阿尔托电脑，主要供公司办 公室或附设机构使用，但没有把阿尔托作为消费品向市场推广。 凯 回忆道：“公司并没有为应对创新做好准备，推广创新产品意味着要有 全新的包装和全新的使用说明，要处理更新，培训员工，还要在不同国 家推行本土化。”
BASIC（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这是一种1965年前由达特茅斯学院开发的语言，旨在让不具备工程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写出程序。
费尔森施泰因在《伯克 利芒刺报》获得一个半讽刺意味的“军事编辑”头衔，因为他写过一篇有 关登陆舰码头的文章，并在文章中以讽刺方式使用了“LSD”这一缩写。 他曾希望“纸媒体能成为新的社群媒体”，但当他“看到纸媒体变成只想 吸引眼球的集权结构”时，他感到自己的幻想破灭了。
1975年初，百乐餐会的热潮开始逐渐降温，于是穆尔、弗伦奇和费 尔森施泰因决定创办一个新的俱乐部。他们的第一份传单是这样写 的：“你在自己组装电脑、终端、电视打字机、输入/输出设备还有其他 什么数字魔法盒吗？如果是的话，来加入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吧。” 这个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组织最终吸引了来自湾区数字界许 多文化部落的各色爱好者。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这个俱乐部里有嗑 药族（不是很多），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穿着白皮鞋的未来产业巨 子，有孤僻的二三流技术员和工程师，还有其他另类人士——这当中有 一位穿着整洁、举止得体的女士喜欢坐在前排，后来有人告诉我，她以 前是男的，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人飞行员。他们都想要个人电脑， 都想摆脱体制的束缚，不论这个体制是政府、IBM还是他们的雇主。大 家只是想卷起袖子动手去做，亲身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罗伯茨并不是计算机科学家，甚至连黑客也不是。他不懂增智、图 形用户界面和人机共生之类的宏大理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万尼瓦尔· 布什或道格·恩格尔巴特。他只是一个发烧友。但用他一位同事的话来 说就是，他拥有一种“成为世界终极发烧友”的好奇心和热情。 109 罗伯 茨不是那种大谈创客文化的理论家，而是一个商人，他的顾客是那些满 脸粉刺，喜欢在院子里玩模型飞机、发射火箭的男孩（他自己也是这样 一个大男孩）。当时，推动个人电脑发展的主力军并不是斯坦福和麻省 理工的高才生，而是喜欢香甜焊接气味的Heathkit发烧友，在这样一个 时代，罗伯茨承担了开创者的角色。罗伯茨拥有一种创业狂人常有的乐观气质。米姆斯说：“他对自己 的创业天赋满怀信心，他相信自己能赚到100万美元，能学会飞行，拥 有自己的飞机，住进农场，读完医学院。”
英特尔8080处理器的零售价是360美元，但罗伯茨以购买1 000枚为 条件把价格压低至一枚75美元。随后，他拿到了一笔银行贷款，因为他 坚称自己能卖掉1 000台电脑，虽然他私下里担心卖不了这么多，他估 计首批订单只有200来台，不过没关系，他抱有企业家那种追逐风险的 人生观：要么就一举成功，改变历史，要么就更快地滑向破产深渊。
公众的关注也是创新中的重要元素。打个比方，如果从来没有人记 述过在艾奥瓦州地下室里诞生的一台计算机，那么这台计算机就会像哲 学家贝克莱那荒无人烟的森林里倒下的一棵树一样；它无足轻重，不会 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声音。“演示之母”让恩格尔巴特的创新广为人知。这 就是为什么产品发布是如此重要。如果罗伯茨之前没能与《大众电子 学》（这本杂志对Heathkit套件的意义不亚于《滚石》对摇滚乐迷的影 响）的莱斯·所罗门交上朋友，MITS生产的计算机也许就会和阿尔伯克 基那些卖不掉的计算器堆在一起。
所罗门知道，他得尽快赶超这篇报道。罗伯茨通过铁路快递公司给 他寄去了唯一一台能用的MITS原型机，结果被快递公司弄丢了（这家 老牌运输服务公司几个月之后宣告破产）。于是，《大众电子学》1975 年1月号只好刊登了一台空壳电脑。眼看杂志就要投印了，罗伯茨却还 没有想好这款电脑该叫什么。按照所罗门的说法，这款电脑名称的来历 是这样的：他女儿是个《星际迷航》迷，建议根据当晚进取号飞船造访 的星球名称，即牛郎星（Altair）来命名这款电脑。于是，面向家庭用户的第一款真正的、可操作的个人电脑被命名为Altair 8800。
生于1955年的盖茨不同于他的前辈，他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