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看原文地址： http://www.cppblog.com/toMyself/archive/2010/08/29/125217.html 这篇文章的内容通过了我（Shane Loo Li）一点修改，主要是更新目录。
自由软件：新的游戏规则 洪峰 内部之一:一、百、万工程
1. 牛犊涉世之初 2. 迷雾中的引路人 3. 蹉跎岁月 3 漂泊 4. 走出混沌 5. 漫漫求索路 6. 初试网络的力量 6 自由软件 7. 爪哇，坚果 7 与央视合作 8. 结识理查德·斯托曼 9. 奥莱理变奏曲 10. 峰回路转九寨沟 11. 自由软件从观网看 12. 东山再起 13. 结语
一、百、万工程
我第一次听说泛系和吴学谋教授的名字是在1990年下半年。我22岁，血气方刚，在一家国有外贸公司工作。在大学里，我努力学习英语，有很好的基础，所以我经常以领导的命令参加外交商务谈判活动。许多同事工作了几十年，但最终因为语言不合格，我只能成为我的助手，所以我非常嫉妒他们。 因为不懂处理人际关系，最后被同事暗算，从主管职务贬到储运部门当小职员，还派了一个整天喋喋不休的老妇人监督我。我开始过着无聊的生活。看到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感到非常沮丧。
储运部门的任务并不完整，有很多空闲时间。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除了老妇人的监督，我开始学习德语和法律。在大学里，我学了一段时间德语。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我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学习笔记也写了几本厚厚的书。为了和老妇人打交道，我在她监督的时候看报纸，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她什么都没做就看报纸。
有一天，当我读《长江日报》时，一篇报道映入我的眼帘。这篇文章的篇幅不长，我记不起大部分内容。然而，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中国学者吴学谋教授发明了一套放大人类智力的方法。为了了解更多信息，我冒昧地给吴学谋教授写了一封信，上面提到了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的名字，希望能见到他，并详细介绍一般理论。这封信是用英语写的，是用外贸公司的英文打字机打的。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但我还是发了，我也不确定他收到信后会不会给我回信，因为我只是个无名小卒。
几个月后，我没有收到任何信件，所以我忘记了这件事。我仍然沉浸在学习德语和法律中。这时（应该是在 1991 2月底或3月初，我的一个苏联朋友来到武汉，因为武汉连续下雨，即将进入雨季），因为他知道我会说俄语，希望我能陪他去几个地方。于是我陪他参观谈判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尽管戈尔巴乔夫每天都在台上呼吁他的改革开放，但中苏关系仍处于冻结期末，没有改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俄罗斯人突然来了。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领导非常重视和谨慎。安排一群老同志出来见外宾。会议室里，中国同志说话非常小心，生怕泄露任何国家机密。这群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学过俄语，但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使用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只有一位同志还没有忘记（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只有他能与外宾进行简单的沟通，会议室的气氛才不会凝固。
最后，外宾提出，成立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消息已经公布。正因为如此，他才来到这里。他还知道一些中国单位（在这里使用单位这个词是最准确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公司）想与外国人合作，希望实地考察其中几家。因此，老同志友好地介绍了几个研究和制造光纤、激光器件和计算机系统的单位，包括容错计算机系统和 Ada 709语言。所以，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几个人开车参观了这些单位。
当我们终于到达709所时，我看到了门口的标志，突然意识到这个单位是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也就是吴学谋教授工作的单位。所以当我和709所领导人交谈时，我提议以外宾的名义见到吴学谋教授。709所的领导当场感到惊讶。他们不明白连苏联人都知道吴学谋，但最他们让秘书立即通知吴学谋到会议室。
大约一刻钟后，秘书带领吴学谋进来。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他穿着灰色风衣和红色领带。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裤子。他的头发已经梳好了。戴着眼镜，人们看起来很有活力。乍一看，他们是大学生的形象。他一开口就有很强的广西口音。一开始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但几分钟后我就适应了。
几句话后，我们聊了起来。我问吴教授他的理论和模糊数学有什么关系（我在大学里学过模糊数学，但我没有开始。）？他说，模糊数学可以用泛系理论重新理解1。 这加深了泛系在我心中的神秘感。我们还谈到了其他内容。我告诉他我是给他写信的洪峰。他突然想起来，告诉我他收到了，但他忙于写另一本书，没有时间回复我。我希望他能详细介绍泛系理论，所以他给我发了一本新出版的《从泛系看世界》，说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泛系理论，希望我能从中得到一些答案。怀着对泛系的满腹疑问，我愉快地告别了他，约好了一段时间再见。
送走苏联朋友后，我开始读《从泛系看世界》。这本书写得很好，非常简单，定性部分我基本上理解，但我的数学技能太差，很多定量内容我仍然不理解，虽然我学习机械工程，大学数学分析课程也学习了一年，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练习集4000多个问题也做了1000或2000，但是为了处理老师和考试，数学理论或学习更少，真正知道为什么的东西更少。《从泛系观看世界》中使用了许多集合论术语，如幂集、传递包等。这些东西是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一无所知。
为了理解泛系，集合论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我找了一本介绍集合论的书，是方嘉琳写的《集合论》2，开始研究。这本书不厚，253 但是里面的各种数学符号乍一看都很头疼。阿列夫是什么？(aleph)啦，良序啦，格啦，代数系统，等等。我看的问题越多，理不出头绪，就决定提前问吴学谋教授，让他指导我。我天真地认为，只要我理解了集合论，我就能毫不费力地完成泛系理论，放大我的智力，变得更聪明。
我带着《集合论》这本书再次见到了吴教授。我原本希望他能一个接一个地指导我书中的问题，就像大学里的老师一样。吴教授很高兴得知我在学习集合论，把我带到他家，我们开始谈论它。这是他第一次给我上数学课，但他从来没有打开过我的书《集合论》，而是告诉我什么是集合，这个概念是如何来的，如何理解数学中的隶属关系。他在分类方法时，以人的分类为例，通过不同的分类条件，可以分为各种各样的人，很多生动的例子让我笑，可以说他是对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有人把枯燥的数学讲得如此生动，就像听动人的故事一样。
我第一次接触数学的美是在高中一年级学习三维几何，我的中学数学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绅士，他的讲座充满了幽默的故事，纯粹的启发性，不失去严谨，往往无聊的数学问题在他的教学后，所有的困难几乎消失在笑声中。他总是试图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高二的时候就明白了数学中的极限和导数的概念。可惜当时面临高考的压力太大，我不可能用心思去仔细地品味数学中的美感。
这么多年后，吴教授的教学再次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吴教授非常重视直觉在数学思维中的作用，从那时起，我完全改变了对数学的看法，不再觉得数学符号无聊，相反，我认为一旦理解数学符号背后的理论思想和背景，建立相关的数学直觉，数学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学科。不幸的是，现代教育体系扼杀了人们的好奇心，人们的直觉训练不受重视，因为背景和数学理论很少提到，我发现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数学教学活动中，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更糟，令人遗憾。
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我的文科作业都学得很好，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古文可以倒背如流。历史成绩更是好得连授课老师也觉得奇怪，这个孩子怎么知道这么多历史知识啊。英语老师也钦佩我的记忆，因为我掌握了很多词汇，然后因为不够，他自学了一年的法语（我的英语老师也学了法语，所以他总是担心两种语言会在我的脑海中战斗），我是物理班的代表，物理老师总是让我帮助他解决其他学生的家庭作业。只有化学课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分子式和反应式都不用死记硬背。具体应用的时候，可以知道查书和手册。而且化学课经常做实验，酸碱玻璃瓶，这个不碰，那个不碰。我觉得有太多的约束。
我喜欢数学课，因为我没有这些限制，老师的解释很容易和有趣，只要你仔细思考，可以说数学是一种思维体操。后来，我的经验是，文科作业更容易理解和开始，而科学课程需要使用大脑。没有老师的指导，很难开始和掌握要点。因此，要理解这些课程，我们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指导过程。
我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吴教授，他能给我很好的指导。
艰难的人生选择
吴教授第一次给我上课后，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花很多时间思考集合论中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走了一条捷径，因为收藏理论是几乎所有现代数学理论分支的共同基础。没有收藏理论提供的工具，很难描述数学概念或理论。从这个基本理论开始研究数学比从其他地方开始少走弯路。
方嘉琳的《集合论》一书只介绍了简单的集合论，即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康托尔（G. Cantor）第一个集合理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本书介绍的简单集合理论应该足够了，但我并不满意。我想看看书中的公理集合理论是什么。
在很大程度上，公理集合论是为了解决简单集合论中的悖论而产生的。后来才明白，这个问题涉及到数学的哲学基础。所谓悖论，按照我的简单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数学注重理性思维，不允许似是而非的东西存在。但我很困惑，为什么从纯粹的逻辑假设开始，按照逻辑系统的推导，可能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呢？ 我们人类在认知能力上有先天性的重大缺陷吗？
于这些问题, 当时我无法回答自己，我想泛系理论或许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但这时我对集合论刚刚入门，无法深入下去，我步入了一个谜茫的世界。 我这个人天性爱好自由，一旦心中有了疑问，便感到了身上有了巨大的约束，心中非常地忐忑不安。
除了这些烦恼之外，我的生活也遇到了麻烦。1991 年底我第一遇到了人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所在的外贸公司的工作尽管在其他人看来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对于我，上班却如同坐牢一样难受，终于到了我无法忍受的地步。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做出当时令所有常人（除了我自己之外）难以理解的举动 —— 辞职。武汉这样的中国内地城市在 1991 年时仍然是非常封闭的社会，辞职就意味着失掉了一切 —— 没有了任何收入，没有了任何社会保障，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如同乞丐，女朋友也同我一刀两断。一句话，我从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一下子跌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感谢我的父母亲，是他们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是一如既往地那么爱着我，尽管他们也不理解我的离奇举动的原因，他们却早就看到了儿子的彷徨、苦闷，也看出了我的不幸。凭借他们对儿子的爱和了解，他们还是默默地接受了我辞职的现实，一方面终日为我担心，另一方面还忍受着家庭周围人投来的异样目光。
我失去了一切，除了自由。
为了谋生，我到了深圳这个当时中国最开放的经济特区，原来指望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重新开始平静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我在深圳碰到的却是更多的复杂社会景象，当时深圳最火爆的生意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二是炒股票。这两样我都是门外汉。这两样都需要初期有资金投入，加上投机取巧的本事 —— 恰巧这两样东西我都没有： 如果我有资金就不用去深圳淘金，如果我会投机钻营就不会混到辞职的地步了。
我曾经设想利用我的语言特长，试图在深圳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遇到的老板或者业主有两大类，一是来自内地的投资者，再就是几个来自香港的商人，他们大都以贸易和制造业为主，除了做转手贸易外，需要的是来自四川和湖南等地廉价的罐装劳动力。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去过几个高档涉外星级宾馆应聘做管理人员，但是我觉得这些工作并不适合我做。最后我带着遗憾离开了深圳回到武汉家中。
在深圳期间，我并没有学习泛系，但是我看到了社会系统的复杂和不规则，我看到了在不公平的社会系统下的弱势群体的遭遇，我看到了知识在势利的商人眼里毫不值钱的窘迫和尴尬。
1992 年时，原来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在苏联解体之前，中苏关系就已经开始解冻，俄罗斯独立之后，由于原苏联地区日用百货奇缺，俄罗斯开始市场化改革，中俄贸易开始急剧升温，我到过北京，北京街上成群结队的倒爷告诉我俄罗斯那里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我决定到莫斯科去碰碰运气。经过几番周折，使出了浑身解数，动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我终于搞到了出国护照，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踏上了异国之旅。 触“网”
路上经过的千辛万苦，我终于到了莫斯科。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莫斯科，早在 1989 年苏联解体之前我就来过。我原来计划先找到几个认识的俄罗斯商人，进行合作，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表明，这是一个错误的计划，这些俄罗斯商人与我在深圳见到的商人没有任何两样，他们贪婪、奸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们天性多疑，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是与吉卜塞人一样的劣等民族，邋遢、没有文化修养，没有信用。再加上俄罗斯的新闻媒体的过分渲染和误导，在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眼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很成功，所有来俄罗斯的中国人都是暴发户，有些俄罗斯人开始针对在俄罗斯的中国人进行抢劫等刑事犯罪活动。 在高峰时期，仅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就达到八万人之多。经常听说有中国人在莫斯科被谋财害命。我也有过被轻微抢劫的经历，凭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想闯出一条生路来，无疑是梦想。
不过，我的异国生涯也不光是只有梦魇，我也有极幸运的地方。我的房东是无线电物理研究所的高级专家，他家中的藏书丰富，正是在他家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苏联数学百科全书》。通过这套砖头式的大部头著作，我看到了数学理论的高楼大厦群落是何等的雄伟壮观，他教了我不少数学知识。 通过他，我还接触了不少俄罗斯的学者，他们都是学术功底扎实的人，其中有过叫伊万诺夫的先生，是我房东的同事，在卫星通信领域是行家里手，我与他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处理航天体轨道误差计算的问题。有一天，他告诉我，莫斯科将在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一次规模空前的通信与网络技术展览，他们的研究所也会参加，并邀请我也去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通信技术方面的展览会，时间应该是在 1994 年 4 月左右。俄罗斯人对通信技术的研究是非常深入而卓越的，此前无线电物理研究所里面就有大量的技术专家被欧洲宇航局高薪买走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他们的技术水平是非常尖端的。我参观了他们展出的设备，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展览会上还来了大量的外国通信公司和计算机公司展出各种新技术、新设备。由于我学习过德语，因此我与一家德国公司的工作人员谈上了，他向我介绍了他们推出的计算机网络产品和天线系统，告诉我究竟什么是 Email。这是我第二次听说什么叫电子邮件和计算机网络。（第一次是从美国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介绍的内容得知的，但是，我被这本书误导了，因为作者说过，电子邮件只是高科技，不具有传真的高情感，所以他说电子邮件不会真正流行起来 —— 我听说他后来还写过几本未来学的书，但我再也没有读过，也不知他后来是怎样自圆其说的。）
德国人告诉我，现在他可以分文不取将我的信件发往世界各地，我觉得他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因为他所说的听起来都像是神话 —— 当时我所知道的主要通信手段除了电话，就是传真（Fax）和电传（Telex）。两者的费用都是非常高昂的，电传的技术基于每秒五十波特率的电传打字机技术，只能传输纯英文字符，按照数据的传输时间计费，与今天的高速激光打印机相比， 电传机的打印速度真是慢得像蜗牛爬行一样，因为打印是靠机械装置完成的。传真则可以传输黑白图文，费用与电话一样，从中国打电话到莫斯科一分钟当时是人民币二十多块钱。 每次打电话至少需要讲上十分钟，一次通话下来怎么说也要花掉两三百元钱，而可怜的父母亲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才不到几百块钱。因此我与父母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普通的航空邮件进行，只有在重大的节假日才使用电话。
航空信件最快也要花 15 到 20 天的时间才能到达。 莫斯科的邮政系统运转效率非常低下，航空信件花一个月的时间才收到也是常见的事情。尽管中俄已经是友好邻邦，当然没有烽火连三月的局面，但是家书的确是值万金的。小时候我就能背诵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句，但是我却是在异国他乡才得到对这句诗的最深刻的体会和最准确的理解 —— 有时候，我一看到身上穿着母亲编织的毛衣，思家之情油然而生，我多么想时时通通电话，问侯一下他们啊。通信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必不可少的技术，但是昂贵的电话却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后来电信部门纷纷大幅度减低国际电话费率，可以想象他们当初的垄断利润是多么高。）
当时这家公司的电子邮件是通过专门租用的卫星线路从莫斯科投递到德国的，再从德国的计算机主机上进入 Internet 进行投递。我好奇地问他，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计算机网络，因为我在国内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服务。 他告诉我，他的公司与中国之间直接的卫星网络连接没有，但是中国科学院有计算机节点连接在 Internet 上，因为他曾经听说有人在德国收到过来自中国的电子邮件，所以他可以肯定中国应该有这样的网络。
突然间，我觉得世界全变了样，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得到了一切，并不仅仅是因为 Email 是免费的，而是我找到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 与他人的交往时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真正的平等。而在此之前的我是一无所有的，我生活在一个缺乏信息资源、几乎与外界隔离的黑洞中，我渴望拥有这份平等。我应该回国去建设这样的计算机网络，让网络为人人服务，让人人都拥有这份平等。
1995 年我离开俄罗斯回到了武汉，开始实施我的网络建设计划。我高兴，我曾经到过俄罗斯，那里我遇到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一些东西；我高兴，我离开了那里，俄罗斯社会充满了欺诈、歧视和混乱，我因此失掉了一些宝贵的青春时光。
由于我以前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计划，不是行不通，就是无疾而终，因此这一次父母亲开始时都坚决反对我组建公司搞什么数据通信的业务。他们担心我再次遭到人生道路上的失败，他们希望我回到普通打工者的轨道上去。
但是，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我的计划，我苦口婆心地说服了父母亲支持我建立一个公司，最终他们还是心软了下来，被我说服了，但是他们始终以一种将信将疑的心态看着我，他们不相信我的公司能够在市场上成功。这也难怪，在 1995 年前，国内主流新闻媒体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关于 Internet 的报道，你又如何让他们一下子相信我能去运作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去获得成功呢？
1995 年时，国内的市场环境开始有所好转，注册公司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而且当时《公司法》之类的法律也出现了，尽管注册公司还受很多约束，但是，毕竟它是一件平民百姓们也可以操作的事情了。注册公司需要有“三师”的资历，也就是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和会计师。经济师和会计师我很快就物色到了，工程师需要找好几个，我给吴教授打了电话，希望他能支持。吴教授很爽快地答应了，并提供了有关证件。
经过一番艰难的准备，公司终于在 1995 年 5 月 12 日成立了，说实话，除了缺乏资金外，这个公司是“三无”企业：既无自己的场地，又无产品，也没有任何技术储备。老板和员工总共加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但是这个公司有一样东西属于另类，那就是对构建未来理想信息社会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我克服了前进道路上数不清的困难，将公司一直经营到今天。
公司开张后，我开始构思应该怎样开展业务。我想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自己应该上网，自己先成为网络用户，不然你如何向其他人展示网络的作用和力量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与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进行联系，成为他们的用户。当时他们主要向北京的单位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在北京的用户可以拨打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以终端用户的方式进入网络，我主要的时间在武汉，因此如果以长途电话入网，一个月下来电话费用将非常高，我开始琢磨是否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答案是有的，就是通过 X.25 分组交换网络。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已经租用了电信部门 CHINAPAC 的两条 X.25 专线，速度为 9.6Kbps， 因此如果我能够在武汉能够找到电信部门的 X.25 的接入点，就可以不用拨打长途电话号码从武汉连接到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的互联网主机上。
当然，我当时得到的这些结论都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实际结果如何，我是无从得知的。 无论如何，我得有一台计算机，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无从谈起。我妹妹借给了我一万五千元买了第一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电脑。永远应该谢谢我妹妹，因为她的工资也很微薄，这笔钱她积攒了多年，是准备用于出嫁的钱。我答应一定将公司的第一笔收入用来归还她。
我在研究这些遇到的问题时，接触到了拓扑学，这门数学学科是专门从连通性的角度研究广义距离的理论。不理解拓扑学，就很难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的工作原理，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只需拨打一个市内电话，就可以让电脑把一个文件传递到国外去，因此在 1995 年夏天我整天阅读拓扑学，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又重新拾起久违的数学书籍，开始钻研起来。我记得每天都呆在家里的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读数学书，累了就弹弹吉他，吹吹口琴，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吹奏俄罗斯名曲《三套车》以释放和缓解心中的压力，因为歌中唱道：“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总是低着你的头 ……” 诗言志，歌永言。沉重压抑的旋律正是我那时候心境的写照。故以后只要我吹这只曲子，我父母亲就知道我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他们也就让我一人独处，不来打扰我。
正是有了这段时间的寂寞和孤独，使我真正能够沉下心来学习数学。我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复习集合论方面的知识之外，还非常仔细地阅读了长达两千多页的《世界数学家思想方法》3 ，这本书收录了古今中外的一百位具有伟大原创性的大数学家和数学大师，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数学上的辉煌成就，以及他们取得的数学成就背后使用到的思想方法论。尽管这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总体上说是一部极优秀著作，不亚于著名的数学史学家莫里斯·克莱因（Morris Kline） 所著《古今数学思想》(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因为它通俗易懂，将数学家的思想方法论介绍得比较全面、比较清楚，所以它实际上帮助我建立了关于数学这门科学的框架和背景，一切开始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
电话里的泛系课堂
我从来没有坐在大学的数学系里接受过一天的正规训练（尽管我曾经渴望过有这样的机会），吴教授当然明白我是没有数学家们所应有的基本功的。因此我们的数学课的形式采用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来进行。 我的家位于武汉西郊的东西湖区吴家山，离吴教授居住的武昌东边的鲁巷乘公共汽车约有四个小时的路程。每一次我遇到了疑难问题，我就通过打电话请教吴教授，因为他是唯一能帮助我的老师。
我猜想传统的大学数学课堂里无疑是满黑板的数学符号和公式，从概念定义，定理的提出和证明，到结论与应用等。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这样做，虽然吴教授本人是研究数学出身的，数学是泛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他后面的泛系研究工作内容远远地超出了传统数学的范围，所以泛系理论不等于就是数学理论，泛系理论通过创建泛系数学给未来的数学发展提出了一条方向，尽管这一方向现在还不被一些传统的数学工作者看好或者接受。
我们的数学课一般是在电话里进行的，我可以在任何时间打电话给吴教授请教问题，先打他办公室的电话，如果不在，就打到他家里。我已经记不清这样的电话交谈在那段时间进行了多少次，总之，我缴纳的电话费用是非常高的。回想起来，每一次交谈的时间至少有半个小时，短的时候也有一刻钟，有时长达几个小时。
要想在这么一篇不长的文章中说明什么泛系理论是很困难的，因为有大量的背景材料需要事先介绍，而且这些背景材料就是吴学谋教授作为科学家的修养、或者一位伟大思想家的丰富内心世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 例如数学家维纳， 曾经感叹写清这些背景是何等地困难，维纳本人就花了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才基本讲清楚《控制论》的主要原理，而且如果事先不认真阅读他的自传的话，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控制论的深邃思想。我想准确地介绍泛系理论时也不会例外。
例如，泛系理论中的泛系数学是建立在现代数学基础上的，而对现代数学作全面介绍读物本来就不多，屈指可数的是在半个世纪前，由苏联的老一辈数学家完成的精采尝试：他们组织了现代数学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撰写出了经典著作《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中文版的篇幅就长达一千多页，但是读者要真正理解这本伟大的著作，还是需要花费巨多的时间独立思考。一个人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要准确理解泛系理论，乃至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学习泛系数学的心得体会
我们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以哲学和数学问题为主，其他的主题也有过深入的讨论。我觉得他是一个现代的亚里斯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因为无论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总是能够立即提供非常深入浅出的回答，当时我并没有做笔记（当时我觉得那样就反而束缚了我的谈话思路），但是吴教授有随时随地写笔记的习惯，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真可惜当时没有作笔记，也因为条件所限，没有电话录音，现在让我回忆每一次谈了什么细节已经不可能了。归纳起来, 我们曾深入讨论过以下主题： （一） 离散数学。
按照一般正规数学教科书的划分，离散数学包含集合论、数理逻辑、代数结构、组合数学、图论等几个分支学科。这几门学科是吴教授对我重点指导过的学科，对我后来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帮助极大，因为离散数学是计算科学的基础。
集合论是我最先开始学习的部分，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学科。刚开始时我们只涉及到朴素集合论，但是后来转入到公理集合论，这一转向迫使我静下心来研究数理逻辑，因为公理集合论大量使用了逻辑学提供的工具和方法。集合论涉及到了对无穷的看法，实无穷与潜无穷之间的关系，连续统问题是著名的希尔伯特 23 个数学问题中的第一问题。要理解这一问题又迫使我去研究哲学上的问题，研究历史上的大哲学家们、大数学家们对无穷的认识看法。
我记得苏联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过，“学习应该循序渐进”，从我向吴教授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了这一句话的重要性。
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怎样看待选择公理。总体上看，吴教授对于实无穷与潜无穷作过深入思考，他同意希尔伯特的看法，即不能像直觉主义者那样放弃排中律对数学进行大砍大杀式的改造， 同时他提出了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通俗地讲，他允许在一定的程度或者范围内存在两者之间的悖论，只要这个程度或者范围是我们可以观察和控制的。这一点与二十世纪初期形式主义者、逻辑主义者和直觉主义者三大流派之间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立场是相距甚远的。从泛系的角度出发，这三种流派均可以转化为在不同泛系哲学空间中“基砖”来存在，可以使用它们去组建新的哲学网络、搭建新的哲学体系。
近年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数学家科恩(Paul Cohen)将力迫法引入集合论研究后，数学界出现了对非标准集合论研究的热潮，也就是在采用其他公理后再来考察集合论本身，一个已经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是决定公理的使用。在采用决定公理后，系统又出现了主体和客体合一的有趣局面，而传统数学的哲学基础是要求主体和客体分离的。当然还有其他公理，例如马丁公理，因此如何在泛系的框架下，重新进行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哪怕是有条件的相对分离，都是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成果，它将引发其他领域里（例如量子物理）的一系列的强烈“地震”。 这方面的研究，只要泛系统队伍中有人肯下工夫深入去做，是大有希望做出成绩来的，甚至可以拿菲尔兹大奖。我已经感觉到，集合论的研究已经出现了类似当年非欧几何出现前期的局面，几何系统有三种，三种都是符合逻辑的。类似的，逻辑上独立的集合论系统除了 ZFC 或者 GB 之外，可能也有多种，它们都有各自适用的领域。
逻辑学方面，我们讨论较多的是罗素的观点。罗素曾经试图将数学还原成为逻辑，但是最终没有成功，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成功。 他的工作表明数学和逻辑两门学科尽管相互密切联系，但是毕竟不能相互替代，数学不能还原为逻辑，逻辑也不能还原为数学。
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观点重视构造，不能实际构造出来的东西在直觉主义者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一流派的学者不承认实无穷, 只接受潜无穷。有趣的是, 计算机科学迄今的发展受到这一流派的影响最深。
希尔伯特在元数学、证明论、公理系统理论方面的成就卓著，特别是他关于公理系统应该满足完备性、相容性和独立性要求的观点给我影响很大。
吴教授曾经向我指出，公理的方法的应用是具有一定范围的，不能将公理方法到处套用。例如许多人文科学领域使用公理系统就可能根本行不通。这又引导我去阅读许多人文学者的著作，例如法国的卢梭关于平等和民主的理论，孟德斯鸠的法学理论，康德的权利科学理论，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对我后来正确理解自由的概念和意义很有帮助。
我在长期的学习和交往中逐渐认识到，吴学谋教授是具有深刻哲学思想的数学家，他是泛系理论、电磁介质动力学等价论和逼近转化论等多种理论的创建人。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不间断的学术研究中，创造了大量世界一流的原创性工作。在数学领域，他在函数论方面具有非凡而精湛的造诣，据我后来整理他的材料时的发现，仅他发表的数学定理多达 800 多个，前后超越了维纳、康托诺维奇等四十余位国际一流的数学家和学者的成就，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的成就是让人非常吃惊的，例如对泰勒级数理论（泰勒余项定理是数学分析的三大基本定理之一）的推广，对维纳和帕雷在调和级数与富里哀变换上的超越（复数域上的富里哀变换是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数学上最杰出的工作，而维纳是国际公认的二十世纪一流的数学家），等等，都是具有深刻思想方法论意义的。他独自创立的“逼近转化论”是他后期创建“泛系理论”的起点。对于逼近的意义，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曾经提到过它的重要性： “所有精确的科学都受到逼近的思想所支配”。 所有关于非线性的科学研究无疑也受到了非线性逼近思想的渗透和影响，而系统，特别是复杂的系统，其表象往往是非线性的，因此逼近转化论研究中产生的思想、方法、模型工具在处理复杂系统时的巨大作用就可表现无遗了，这对于发展现代的高新技术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国内数学界对它的重大意义还完全不了解。
最可贵的是，他不仅仅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数学家，因为他后来又跳出了传统的纯数学的框框和约束，创立了伟大的泛系理论。这样，在泛系理论的框架下，诞生了伟大的泛系数学。
我们知道，十七世纪是数学界的英雄世纪，原因在于古典的数学分析创立后，我们有了特定的工具来处理极限，处理微分和积分，从而得到大量的精确的结果来“显运转、度生克”。而泛系理论开启了新一轮英雄世纪的大幕，因为她在新的历史高度，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数学界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扬弃了西方哲学，再对源自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关于变化的思想提出了全新的、系统的理论框架和一批具体的数学理法。我完全可以预料，二十一世纪数学发展的最前沿的阵地将回到中国来。
从广义系统的观点出发，泛系数学中关于关系和联系的思想，发轫于逼近转化论中的广义转化的思想，以及源自数学中的广义对称的思想，在泛系理论中得到了有机的结合与高度统一。我们可以利用泛系理论的思想方法论“一以贯之”地处理数学中的百科千题。我把他开创的泛系数学称为是二十世纪继逻辑主义学派、形式主义学派、直觉主义学派和布尔巴基学派的结构主义学派之后的第五大数学流派。如果泛系数学今后在形式和研究结果再丰满一些，就可以让中国真正迈入数学强国之门，跻身于德国、法国、俄罗斯、英、美等世界数学大国之林。 (二) 数论。
我学习数论的动机很奇特。 我的一位朋友是研究数论的，有一次，他邀请我到他家去作客，为了能够与他能有更多的谈话内容，我需要对数论的轮廓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数论被称为是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可见它在数学学科群落中的基础性地位。数论的研究对象为素数，也就是只能被自然数 1 和这个数自身能够整除的自然数。德国数学家克罗内克尔说过这样的话：“只有自然数是上帝创造的，其他的数都是人为的。” 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它道出了自然数在整个数系中的基础地位。因为素数不能再分割成为其他自然数，而其他的自然数（数学术语称为“合数”）都可以由素数来构建，因此素数又被称为自然数的基砖。
数论是数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也是发展得非常成熟的一门学科，特别是在电子计算机出现后，由于计算工具的革命性进步，数论研究更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每年都有数不清的论文发表。同余的概念在数论研究中是最为基础性的概念，只要理解了同余的概念，就等于抓住了数论这头难以驯服的野牛的牛鼻子。
在吴教授给我讲授了数论的基础知识之后，我到了朋友家，在交谈之中，他们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知音，尽管他们的研究课题已经非常艰深，例如对“黎曼-zeta”函数的研究新进展， 但是我问明白几个关键的内容之后，他们研究的脉络便一目了然了。我还对他们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令他们眼界大开。朋友最后提出了一个令我难以回答的问题 —— “您学了几年的数论？” 要知道，前后我学习数论的时间没有超过两天，包括吴教授对我指点的那一刻钟。
这次的数论学习历程并没有就此停止，因为后来我发现计算科学中的很多“加密—解密”算法就与数论密切相关。这些算法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利用了一个简单的原理，将几个素数拼装成为一个新的数非常容易，但反过来将一个数分解成为素数的组合，而组合中的素数排列恰好就是几个原来的素数排列却不容易，特别是当待分解的数的位数非常高的时候，计算便出现组合爆炸，计算量非常庞大， 于是出现了所谓 “单向街道”的说法。 只要在计算的可行性、计算时间和计算成本等几个方面或者非常难、或者非常长、或者非常高，那么，这种加密和解密的原理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实用的 “加密—解密”算法，可以在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性方面派上大的用场。至今我还保留着对数论的兴趣。 (三) 泛积原理。
泛积是泛系数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是如此有趣，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揣摩它的来龙去脉。要理解泛积的概念，首先可以设想聚类。所谓聚类，可以简单地设想为分类，分类是人人皆熟悉的概念，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怎样将四个苹果分成两组，每组两个。所以分类也可以视为是在对集合做“除法”。
除法是乘法的一种逆运算，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数系中，不是所有的数都能自由做除法的（即使在像实数系这样的数系里，数也不能被零来除），不是所有的数系下的运算都同时满足结合律、交换律和分配律的，有些数系上做传统意义上的除法运算就不可能，原因在于传统的除法定义太严格。
泛系理论提出“形影局整两根本，生成系统泛对称”，生动地点明了形影关系和局整关系是两大最基本的关系，如果能够运用它们对除法的定义本身进行调整，在一定范围内解除一些约束（通过应用扩形和/或缩影、广扩形和/或精缩影等），那么，除法就可以进行了。 如果除法可以进行，那么它的逆运算，也就是乘法的结果称为泛积。
泛系研究表明：可以利用泛积的原理人造出形形色色的数系来。这一方面我曾经接触过熊锡金教授创造的超复数系统，在这个数系中，两个超复数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可以进行除法运算。 尽管这一人造的数系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实际的用途，但是数学家不必等待物理学家。这一充满美感的数学理论的价值可以从数学理论体系本身来评价，就像复数本身刚出现时，谁也搞不清楚它的用途，但是谁又可以否认复数今天的如此广泛的用途和价值呢？
对除法调整的方法，或者说规则系统，是泛积原理应该研究的重点，泛系理论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理法。这一来源于传统拓扑学的商空间与积空间的思想，经过升华扬弃后，统一了人对数系的认识，有了泛积原理之后，人对数系规律的看法从必然王国跃进了自由王国。
泛系数学对于局整关系和形影关系的理解非常妙，它把局整关系视为是对集合的加法和减法，把形影关系视为是对集合的乘法和除法，局整关系和形影关系就是“基本粒子”，这一见解直接超越了罗素的工作，因为罗素毕生工作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试图以逻辑统一数学，即以原子性的逻辑命题来尝试，但是他失败了。而吴学谋教授的局整关系和形影关系作为基本粒子，构造出对集合的加、减、乘、除，加上泛导和泛极，共六则运算，可以成功地统一现代数学的分析、 几何(包括拓扑)、 代数、概率等各个大分支。
泛系数学把对关系运算规则本身的运算统一在泛导的概念之下，从而在历史的新高度下统一了自牛顿和莱布尼茨提出微积分以来，经过欧拉和拉格朗日系统整理和推广的古典变分原理，使古典变分原理演变成为了成熟的泛系变分原理，从而以系统而普适的、数学形式确切的、可以形式化操作的三兼顾的方式升华了传统辨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律、度是质与量的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现代数学的各个主要流派的工作的实质和成就在泛系数学的框架下都是非常清晰的。 (四) 泛系算子。
上面提到的对加、减、乘、除法规则的调整，以及所涉及到的关系的运算规则，泛导，是我后来提出武汉纲领、创建泛系尺度论和泛系维数论的前提，泛系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泛系算子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纵观数学的发展史，数学经历了从常量到变量、从变量到关系、又从关系到关系的系统几个层次的发展。 从关系的角度看待数学对象是现代数学的显著特征，泛系数学则另辟奚径，着力于建立关系系统的框架，并力求在这一框架下可以做到对数学对象的相互转化。
泛系理论对关系系统的构建在方法论方面是有鲜明特色的。形形色色的关系的划分起来只有两大类，即等价关系与相容关系，就像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人只有男人和女人一样。但是理解这些简单的概念，我却费了很多周折，除了花大量时间研究集合论方面的内容外，最终我是在吴教授的办公室里得到他的指点之后才理解清楚的。一个系统中的关系，无论多么复杂，都可以利用关系的系统来描述，至于采用什么形式来描述，则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以文字枚举，可以利用矩阵来穷尽，还可以利用图论中的图来演示，这些只是关系系统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
泛系算子共两大类，一类是将一个普通的关系转化为相容关系，即相容算子，人类可以辨异同，靠的就是对相容关系的运筹；另一类是将一个普通的关系转化为等价关系，即等价算子。一个关系系统经过泛系算子的操作之后，便显示出新的集散性质，可以得到新的泛系聚类。吴教授曾经亲自动手给我进行过演示，直观的图形立即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 对关系进行各种相容化或者等价化的运算，可以刻画出不同尺度下的边界，从而是模与拟的关系，现象与存在关系，内在与表象的关系，等等，全部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方式，在一个相当可靠的基础上，通过泛系网络来运筹。
经过多年的思考，我终于开始意识到吴教授工作的重大意义了 —— 他实际上创建了一套动态的观察和控制的窗口系统，依靠这套窗口系统，你可以随意地对你的观察对象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进行观察。打个比方，就像让你坐在中央电视台发射塔顶上的旋转餐厅里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城市的全貌一样。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理解，实际上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通过对系统的关系运算，在集合的集散之间，可以对系统进行非常复杂的分析，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分析结果，如果再次对分析结果结合其他条件进行综合，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得到不同条件下，对系统进行各种操作所需要的“成本”，正是在这里，价值观进入了系统理论，有了这样的操作，在行动之前先作泛系运筹，避免做不利的行动，而去争取得到好的结果，而这不正是对人的“趋利避害”本能的提升吗？！ 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人的智能就可以被“放大”。我终于在认识吴教授近六年之后得到了我原来问题的答案的一些轮廓了。
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家系统实际上都可以视为在不同的泛系框架下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泛系量化和泛系聚类操作。
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的各种经济理论现在完全可以在这一框架下重新认识。特别地，我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与吴教授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在泛系的框架下看，科斯的交易成本的提出充其量还只能算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无意去贬低科斯的经济学理论的重大价值，他的发现的重要价值已经自有公论， 但是就理论的完备性而言，科斯定理离建立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还相距甚远。科斯的交易成本使我们拥有了建房的基砖，但是真正的经济学大厦还没有搭建起来。我在“论尺度（泛系尺度论）”的写作中，对泛系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开了一个头，这方面如果有泛系学友深入去做，其价值将完全是可以与得诺贝尔大奖的研究相提并论的。 (五) 重新认识分析数学的价值。
在泛系的框架下，传统数学分析理论的价值得到了质的提升。数学分析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工程技术领域，成就更加突出。但是，我们也该清醒地看到，数学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功还非常有限。除了建立数学模型遇到的困难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学分析若不加改造而作为一个工具本身是否适合在这些模型下的研究的问题。
将传统的数学分析与其他数学学科的杂交形成的新学科早就已经有很多成功先例，例如鲁宾逊（A. Robinson）将模型论引入数学分析，让莱布尼兹的单子的概念又堂而皇之地重返数学分析，创建了非标准分析理论就是一例。鲁宾逊的非标准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推翻了罗素对莱布尼兹单子论哲学的非难，得到了包括哥德尔（K. Gödel）在内的数学大师的认可。
泛系理论的对传统分析数学的工作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改造的重点在于来自于引入了泛导的概念。所谓泛导，就是广义的导数，而导数是数学分析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建立在数系、连续、极限等概念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讲，导数是在数学变量的相互运动中来刻画关系的。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说的，它将辩证法引入了数学。
泛系对导数的理解大大地突破了这一认识水平，除了照顾和保留传统数学分析对导数的观念之外，它将广义除法的概念和泛积原理与导数结合了起来，从而将对导数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根据上面讲过的广义除法的原理，既然导数可以被视为是进行除法运算，因此泛导的运算就不一定非要限定在同一数系中进行。当然这里不便展开说明，我只想强调的是，经过泛系的改造，特别是泛导的引入，数学分析的应用面被大大地拓宽了。它的成功引入，使得我们对于复杂系统进行数学分析成为可能。例如，从泛导的概念出发，分析数学和组合数学可以完美地统一起来，正是在这里，数学内部的两大群落，以及其他分支完成了历史上在新的高度上的大统一。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新的统一，源自传统的数学分析的方法论的应用价值被大大地提升了，像分形与分维等这样一些使传统数学很棘手的问题现在也有可能利用数学分析工具来处理。 关于哲学的思考
泛系可以视为是一种元哲学。它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建立哲学流派的框架上。在泛系哲学空间的框架下，什么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不再是研究和争论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哲学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泛系，就像在泛系数学中一样，再次扮演了观控窗口系统的角色。它使得我们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和窗口不只一个，而且利用泛系哲学框架，不同的窗口之间的转化关系还可以清晰地表示出来。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物质运动的联系观在泛系哲学里可以活生生地体现出来。
泛系理论框架还可以进行递归，生成所谓框架的框架的系统，也就是关于元哲学的哲学，等等。 带着这样的观点，我在吴教授的指导下，重新研究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古代希腊哲学流派、笛卡尔、莱布尼兹、庞加莱、希尔伯特、哥德尔、怀特海、罗素、维纳、冯·诺伊曼等人的哲学思想，大大地超出了思辩性思维所能达到的水平，并且反过来提高了思辩能力，其中的一些思考结果收录进入了本书内篇的“论尺度（泛系尺度论）”一章中。 泛系与人体科学
我曾经梦想当上一名中医大夫，继承祖传家业。因此我研读过《内经》。而祖国的医学理论体系刚好是泛系理论的来源之一，据吴教授自己说，他曾从《内经》里面得到过很多灵感和启发。
《内经》中的医学理论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从理论的系统性的角度讲，它至今仍然遥遥领先于发源于西方以解剖为方法论基础的医学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与吴教授之间有大量的共同语言，也使我在学习泛系理论时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泛系研究队伍里有同志发表过一些人体科学的文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小波分析是现代应用数学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中医的观控和诊断手段难以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解释，但是我认为小波分析和小波变换理论的成熟，则可望使这一局面改观了。参见本书杂篇中“脉象新解”一章的内容。 泛系与孙子兵法
兵者，诡道也。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利益的冲突往往导致战争的出现，而围绕战争的兵法理论以及各种各样的谋略学层出不穷。泛系对兵法做过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于孙子兵法中的数与术的关系的研究最为精彩。泛系将各种相对不变的因素划归到“数”里面，相当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硬件系统，而将谋略，战略等因素划归到“术”中，相当于我们平常所说的软件系统。
由于商场如战场，因此兵法中的许多谋略可以应用到商场上，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来。 探索计算科学与泛系的关系
由于我的公司经营数据通信业务，很多专业知识与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密切相关，因此我从 1995 年年底开始认真学习编写程序，成了一名程序员。我本人在大学里没有学习过计算科学课程，因此基本上可以说是零起点，或者讲是半路出家。因工作所迫，我必须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为了这个目的，我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我首先试图学习 C 语言，因为 C 是开发系统程序常用的编程语言。C 语言本身很小，规则不算太复杂，但是 C 语言有一个特别让初学者感到困难的地方，那就是指针的广泛运用，对于没有硬件经验的人来说，学习 C 语言的指针就如同梦魇一般。
虽然我从 1995 年就开始学习 C 语言，但是真正能够熟练地使用它，却是在 1998 年以后的事情了。应该说 C 是功能强大的语言，而指针是它能量的源泉。我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意识到 C 指针的本质可以通过泛积原理，配合局整关系和形影关系来认识，C 指针变量是储存变量地址的变量，由于本质上编程中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放到计算机内存中，因此指针实际上可以指向一切东西。一旦理解了指针的本质，那么 C 就是一门可爱的语言了，因为你可以直接去操作一些硬件。为了详细解释这一原理，我创作了《C 指针编程的艺术》一书。4
1996 年时，我还学习了汇编语言， 通过对汇编语言的学习，我真正了解到了计算机内部的工作原理。有了 C 语言的汇编语言的基础后，我开始学习计算机操作系统。由于 MS-Windows 之类的操作系统不提供程序的源代码，因此后来我选择了 GNU/Linux 系统作为学习的工具。在学习操作系统的过程中，我发现泛系的概念可以到处应用，操作系统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竞分规范，即对操作系统上的软件和硬件资源进行分配，竞分者就是各个进程。整个关于操作系统的课程可以视为学习泛系理论的一个极好实例。
我还掌握了 Lisp 语言（包括 Common Lisp 和 Scheme 两者，以及 GNU Emacs 内嵌的 Emacs Lisp），但是这却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自学生时代开始有写日记的习惯，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经历的学习路径和遇到的挫折，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些关于自己进步的原始素材为自己后来的“黑客道”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助人进入天堂岛
1996 年的一天，我去吴教授家里拜访他。谈话间，他提起了美国的林益教授邀请他参加在巴哈马举办的生命系统科学大会。他正在犹豫是否参加，我鼓动他去，因为机会难得，最终他同意赴会。
由于当时电信部门的 ChinaNet 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我与美国的联系的 Email 都是通过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的机器完成的，也就是我在武汉拨通 X.25 的接入点，（数据通信术语称为 PAD），然后在 X.25 网络里面二次呼叫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的互联网（ Internet ）主机，登录成功后成为终端用户，然后在使用 Kermit 协议将邮件从北京的主机上的邮箱下载到我武汉家中的计算机中。虽然这一过程今天看起来很麻烦，但是当年对我却是唯一经济上可以忍受的与国外通信的方法。
经过好几轮 Email 的来来往往，吴教授赴巴哈马开会的事情基本上明确了，美国方面也将全部文件发给了吴教授，吴教授在得到这些文件之后便开始办理漫长的申请手续。
办理出国手续的过程中，吴教授遇到了很多麻烦和阻力。其中一个是临近开会的日子，北京的领导部门说他的邀请函有问题，无法批复，要求外方提供更加详细的函件云云，这无疑给吴教授是当头一棒。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哪里还有时间这么反复折腾呢？
无奈和绝望中的吴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明了情况，因为我以前也办理过出国手续，知道其中的鬼名堂，所以我在这方面的心理要比可怜的吴教授结实的多，我一边劝他先不要着急，一方面立即帮助他通过Internet与美国的会议组织者联系，希望他们能够立即发来新的邀请函件。碰巧的是，这一天我刚安装好传真机，将传真机接到了电话线上，我也想试一试传真机的效果。
晚上十点半钟左右，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连忙从床上跳起来，将传真机切换到接收状态，一会儿的工夫，将近三页文件哗哗地打印出来了，其中就有吴教授急切盼望的那份重写的邀请函。我连忙给吴教授打电话，告诉了他传真件到了。
这是一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传真件，说它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第二天帮助吴教授顺利地办妥了出国手续，而是邀请函里面对吴教授评价的措辞颇耐人寻味，函件中说，他们邀请吴教授去参加会议，是因为他们知道他在数学和系统科学方面的深厚造诣而闻名于世。他们知道美国权威的《数学评论》专业杂志上就发表过吴教授的论文。我当时想，一个国内不被学术界认可的学者在国际上却有那么大的影响，难道说我们的学术界对学术研究活动的评级和评价体系就没有出现了偏差吗？为什么一个普通学者出国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竟然是这么困难呢？
吴教授还有一个大问题，他出国的经费不足，因此，他希望我能够帮助他解决。可是当时的我实在是囊中羞涩、爱莫能助，只能如实告诉他我没有钱借给他，但是我给他指出了一条办法，就是出找他所里的领导，请求帮助。吴教授是个学者，极要面子的，从来没有给他所里的领导添过麻烦，但是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一线生机了。
后来，所领导考虑吴教授这么一位元老人物，自所里成立以来，怎么说即使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因此破例给他借了钱，让他上了路。
最后一件事就是飞机票，中国没有直飞巴哈马的航班，只能在美国中转前往，中国民航只能飞到美国西部的旧金山或者洛衫矶，或者飞到东部的纽约，无法到美国南部的迈阿密，因此最好是乘美国联航的飞机。于是我在北京又帮吴教授找到了美国联航的售票处，落实了航班和航程，由于他这次的会议地点离机场距离还相当远，因此必须在他到达后让会议的组委会派人去接他，所以我特别地抄下了美联航售票员提供的电传确认表，并将该航程表在北京利用 Email 通知了会议组织者，告诉他们务必去接他。
由于中国当时与巴哈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所以当时我不清楚他能否入境巴哈马。但是为了不再让这个可怜的老人再在路上胡思乱想，我也就没有说什么了。后来一切正常，我收到了他从巴哈马天堂岛发来的电子邮件。
他回国后，我极力主张他将这次去巴哈马的全过程写下来，因为这次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在我的怂恿下，他后来真的写出了他的这段难忘的经历，而且还将这篇文章收录进了他的《万悖痴梦》一书中，成为了该书最为精彩耐读的章节之一。
那段时间，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个工具，我开始经常上网去寻找信息资源，以让我的公司有稳定的业务开展。当时的互联网的网络规模还不大，但是可以使用的资源却实在不少。一天，我留意到有个人在发行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他声称是不向用户收任何许可证费用的，而且提供操作系统的全部源代码。这个系统就是 Slackware Linux，后来我才知道准确的名称应该叫 Slackware GNU/Linux，因为它是 GNU 系统的一个发行版本。
全部系统需要三十张 1.44MB 的软盘，我于是开始下载它。这一过程花了三天三夜才完成。因为我的调制解调器（是电信局卖给我的，不买它，他们就不让你入网）只有 2.4kbps。X.25 网络的速度本来就慢（因为要对每一个分组数据包作纠错检查，有错误的分组包要重发），而且当时武汉市的市话网络还没有完全数字化，网络通话质量时好时坏，下载时如果时间太长，连接就断了，又得从头来，非常麻烦。
最后我终于得到了 Slackware 中的全部软件包，但是没有用户手册，只有区区几个简单的、但却无比折腾人的自述文件，这个系统实际上根本无法立即投入使用，于是我开始自己琢磨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安装上这套系统。这一黑暗中的摸索过程花费了整整三个月才完成。不用说我当时在安装成功的那一刻是多么地高兴了！ 发行 SuSE
Slackware 安装困难，自己使用倒无所谓，但是用这样的系统去搞发行是不行的，因为我无法想象其他人也会有我这样的耐心去学习它。我开始在网上寻找有无更好的发行版本，将安装、配置之类的问题解决好。
后来答案找到了： 德国的 SuSE 公司发行的版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方法很独特，就是另外设计了一个控制整个系统软件资源的工具，称为“YaST